在最新的《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上，刊发了我校艺术研究院周宪教授《从“沉浸式”到“浏览式”的阅读转向——关于中国当下阅读困境的思考》一文，周宪教授指出，今天的阅读困境相当程度上是阅读习性变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就是从印刷文化的阅读习性向数字文化阅读习性的转变造成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困局。
在文中，周宪教授对“沉浸式”和“浏览式”两种阅读方式做了深度解读。他指出，随着数字化的电子文化的崛起，各式电子阅读（e-reading）取代了纸质文本的阅读，人们的阅读方式遂发生了深刻变化，其阅读习性也随之大变。所谓电子阅读，在此是指借助各种移动或固定的电子装置（阅读器、手机、电脑、iPad等）来进行的阅读。一方面，由于各种移动终端或电子阅读器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行为和习性；另一方面，在当下电脑软硬件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数字化大背景下，电子阅读与无所不及的数字文化错综纠结。特别是各式超文本的出现，建构了全新的阅读行为，被一些研究者界定为 “徘徊式阅读”（reading on the prowl），它是由一系列的搜索、扫读、略读、跳读行为所构成。数字超文本以及网络连接的扩展功能，使得电子阅读全然有别于纸质文本的阅读，极大地拓展了阅读的空间，建立了极为丰富的多媒体和多资源的连接。更重要的是，此种阅读催生了一种新的注意力模式——“超级注意力”（hyper attention）。根据美国学者海尔斯的研究，这一注意力模式有四个显著特征：注意力的焦点在不同任务间不停跳转，喜欢多重信息流动，喜好刺激性的东西，不能容忍单调乏味。这些特征恰恰就是今天数字化时代人们电子阅读行为及习性的生动概括。这四个特征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趋势，亦即专注于单一文本的沉浸式阅读已不再可能，尽管它曾经是占据主导地位的阅读方式。但在数字化的电子媒介时代，传统的沉浸式阅读已被一种全新的浏览式阅读所取代。
从阅读史及其媒介角度看，沉浸式阅读是与印刷文本相对应的，往往呈现为持续的、深度的阅读；而浏览式阅读则与电子超文本对应，它往往呈现为短暂的、浮光掠影的和不断转换焦点的阅读。后一种阅读方式在数字化场域中的反复实践，必然建构出新的阅读习性，此乃当下阅读困境的重要根源之一。在数字化时代，由于文本媒介和装置范式的变化，人们的阅读行为及习性究竟发生了什么转变呢？根据阅读研究的通常看法，阅读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略读（skimming），扫读（scanning），泛读（reading extensively），精读（intensive reading）。略读是为了找到一些文字的要旨，扫读是寻找特定信息，泛读是读小说那样的娱乐性阅读，而精读则是全神贯注的深度阅读。在电子媒介时代，人们阅读行为发生的微妙变化必然使前两种阅读更为流行，而最后一种精读行为则有点式微了。换言之，电子阅读借助各种装置极大地提高了读者快速阅读的效率，但却很难长时间专注地阅读单一文献，而是借助于略读和扫读迅疾找到相关信息，于是，浏览取代了阅读。这一趋势已被很多经验研究所佐证，沉浸式阅读的特点是对单一文本阅读时的单调有忍耐力，它与深度注意力相关，而深度注意力的特征与超级注意力正好相反。电子阅读所伴生的超级注意力虽有四个特征，但前三个特征均可以归诸于第四个根源性特征，即多目标不断转移、偏爱多重信息、喜好强刺激信息，最终都可以归结于对阅读单调性的阈限很低。这四者关系是，多目标不断转移是一种阅读的行为方式，它导源于读者内在的阅读心理定势上，亦即喜好多重信息是指信息的多元化和丰富性的追求，偏爱刺激性的信息是对阅读单调性的反叛，但这些定势均是由于无法忍受纸质文本阅读的单调性所致。基于这一关系，当我们说数字化时代电子阅读导致了人们阅读习性的变化时，指的就是“在维持聚焦时间上表现出高度耐力”这一习性的衰退。这种阅读习性的改变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性问题，但在中国的特殊境况下变得更为严峻。加之功利主义至上，工具理性盛行等，使得整个社会、文化、教育甚至日常生活都变得日益浮躁，沉浸式阅读便显得不合时宜了。
面对当下的阅读困局，全社会特别是教育文化工作者，应该努力寻找一些有效的方法来保持和强化人们的沉浸式阅读习性。首先，有必要是保持读者（尤其是青年人）对纸质文本的亲近感，因为纸质文本有助于形成沉浸式阅读习性。其次，有必要开展系统的对当代中国电子阅读的调查研究，并让广大读者了解电子阅读长处和短处，以引起读者对电子阅读潜在问题的自觉。第三，在电子阅读中，在充分了解电子阅读不同类型特性和功能的前提下，鼓励读者根据不同的阅读旨趣选用不同的阅读媒介。第四，提倡文学阅读，尤其是长篇作品的阅读，通过这样的阅读来培养读者的沉浸式阅读习性和耐心。最后，应针对家庭、中小学、大学等不同阅读环境，根据青少年成长不同阶段 心理和认知规律，精心设计各种有可操作性的阅读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