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的2035年远景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创新同改革并列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强调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在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中，现代化一直是用来描述发达国家现代增长的历史进程的。其所达到的现代化水平和走过的道路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样板。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样，所谓的现代化就是指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赶先行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于是就有以中等发达国家和高度发达国家作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追赶目标之说。但是，进入新时代后谈现代化，这种观点未必是正确的。
纵观世界现代化史，所有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创新驱动的。这些国家都是抓住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创新机会而一跃跨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的。英国抓住机械化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而实现了现代化；欧美几个发达国家抓住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而实现了现代化。我国过去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同几次推动现代化浪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擦肩而过。现在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产生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科技和新产业。现在我国所面临的现代化关口就在于不能与正在兴起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失之交臂。若抓住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遇，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现代化，我国就可能在现代化上实现跨越。因此，创新驱动是中国的现代化动力的必然选择，其核心是科技创新。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现代化蓝图把创新型国家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建成创新型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全面实现现代化时成为科技强国。
驱动现代化的科技创新，有跟跑、并跑和领跑三个层次。所谓跟跑，即模仿、引进采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这是追赶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快捷路径，也是所谓的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后发优势。虽然跟跑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但在发达国家后面跟跑将永远落在后面，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而只有赶上并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才称得上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进入新时代的科技创新必须进入并跑和领跑的层次。所谓并跑，就是与国际接轨，如发达国家研发新能源我们也研发新能源，发达国家研发人工智能我们也研发人工智能。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所指出的，科技和产业的“时代划分是以许多国家所共有的创造发明为依据的。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条特殊真理”。并跑不只是可以相互学习，而且可以防止发达国家在领先的技术上对我技术封锁。所谓领跑，就是与未来接轨，直接瞄准国际最新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恰恰是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的。不用说领跑，连并跑的技术创新都会遇到发达国家的封锁和打压。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科技。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自立自强的科技战略要求科学研究进入国际前沿，尤其是要顺应新科技革命的方向。现在所关注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是以智能化、信息化为核心，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代表。我国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必须站在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的潮头。
当今世界技术创新已经上升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已经由工程师时代进入科学家时代。具体来说，创新阶段上延到发现新技术的基础研究（知识创新）阶段；科学发现与其在生产上应用（尤其是产业创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最新科学发现的成果迅速转化为新技术可以实现大的技术跨越。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国际差距是不对称的：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水平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另一方面我国的产业水准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在许多领域处于中低端。这正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重要表现。克服这种差距的路径就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方面是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与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建设的协同。根据“十四五”规划要求，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需要着力推进的是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的2035年现代化的远景目标的重要方面是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几个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创新的科学技术的支持。创新的核心地位表现在各个现代化领域。
首先，工业现代化的目标是建设制造强国。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第一，所要推进的低消耗、低排放的工业绿色化，是以创新的绿色技术为基础；第二，所要推进的产业基础高级化，是在已有的机械化、电气化基础上，使现代制造业建立在信息化、智能化的基础上，由中低端迈向高端制造业；第三，所要推进的产业链现代化，不仅要使我国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的环节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还要建立以中国核心技术为依托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其次，信息化是现代化的产业基础，也是科技和产业创新的重点领域。面对信息化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我国推进的信息化要以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为目标。一方面，所要发展的数字经济涉及两个方面，即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是以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为关键生产要素的经济。大数据产业将成为基础性产业，大数据在各个产业中的应用将推动产业现代化。另一方面，所要建设的网络强国是指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为提升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重要动力的广泛经济活动。信息网络技术和服务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正在使各个产业的技术基础发生革命性变化。当今世界信息化和数字经济的推进有两个方向：一是针对制造业的信息化；二是针对服务业的信息化。目前我国针对服务业的“互联网+”相对来说较为广泛且达到了较高水平，但针对制造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还相对滞后，许多“卡脖子”的技术供给不足就与此相关。因此，针对制造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应该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创新的着力点。
农业现代化根本的是改变农业发展范式，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已有的农业发展范式可归结为“剩余”范式：追求农业剩余；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推动工业化；剩余农产品养活14亿人口。这种范式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农村改革的制度创新。进入新时代的现代化对农业的要求是转向新范式，即追求品质农业，转向“品质和附加值”范式。构建与居民消费快速升级相适应的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建设美丽农村。这些都要靠科技创新，尤其是生物技术创新。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当年的现代化是在工业文明时代推进的。工业文明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推动了西方式现代化，但代价是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中国推进的现代化是由工业文明时代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现代化，已经没有先行国家当时那种资源、环境，因此不能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浪费和掠夺资源的现代化道路，开启现代化一开始就要有生态文明的目标，走低消耗、低排放的文明发展道路，创造生态财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积极的、高质量的低消耗、低排放路径是依靠科技创新发现并采用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实现对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的能源、材料和工艺的替代。
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转向内循环为主体的重要方面是产业链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形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在全球产业链中断的背景下，我国已有的产业链布局重组要求中断的产业链环节转向国内。国民经济内循环要求疏通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近期突出需要解决产业链外循环受到打击和断供的环节转向国内循环。这些环节的技术都是高端的，相当部分是国内技术供给的短板。这些“卡脖子”技术环节的国内替代就需要创新攻关。如果不能突破，产业链的内循环就不可能顺畅，新发展格局就难以形成。因此，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更为关注供应链环节的科技水平。特别是要重视在产业链的堵点、断供的环节上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进而实现产业链环节的国内替代，促使产业链由国外转向国内，形成产业链的国内循环。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需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全面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以提高创新链的整体效能。
上述现代化的主要创新内容提出了提升创新能力的要求。根据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提升创新能力需要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安排。首先，自立自强的科技战略要求基础研究的创新核心技术导向。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不能单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应该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尤其是针对产业链中的“卡脖子”技术短板需要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其次，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关键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今全球科技革命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科学’到‘技术’转化，基本要求是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转化通道不畅的根本原因是基础研究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是各自封闭的系统，两者脱节。第三，畅通转化通道的途径就是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深度融合的有效方式就是大学与企业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创新联合体）。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大学及其科学家同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及其企业家进入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所创新的成果体现科学前沿与市场需求的结合，有效畅通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通道。第四，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创新要素向创新型企业的集中同其主体地位相适应。企业不只是采用新技术的主体，还应是孵化和研发新技术的主体，尤其是成为产学研协同创新联合体的投资主体。在此基础上企业成为创新的投资者，也就成为创新的受益者和风险投资者。第五，完善科技创新的支持系统。科技创新最重要的要素，一是资金，二是人才。资金支持除了国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外，最为重要的是科技金融的支持。包括为科技创新和创业提供灵活充分的风险投资；适应高科技产业化要求，完善公司上市制度，促进科技企业年轻时就能上市，尤其应关注包括科创板在内的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发展。人才支持的意义就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说：“现代的经济增长大多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兴起。”创新是科技人才驱动的，因此需要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为此，需要深化人才发展机制的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科学评价人才，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突出培育企业家人力资本，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集聚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