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学科”概念时，主要有两个语境：一是作为知识规训的“学科”，例如按照学科目录设置专业并讲授课程，这种“学科”的主要目的是传承知识，以实现知识的扩散与代际接续；二是作为知识生产的“学科”，例如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种“学科”的主要目的是生产知识，以达成知识与实践的良性互动。这两个语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学”与“科研”。
应急管理学的可能
在社会科学领域，作为知识生产的学科，已然面临一个巨大的“断裂”：一方面，知识生产越来越专业化；另一方面，这种知识生产描述、解释和预测实践的能力越来越差。导致这一“断裂”的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实践发生了质变，而知识生产却回应不足；二是知识生产方式出了问题，难以真实地描述、解释和预测实践。正是在这两种意义上，应急管理学既有可能，也有可为。
这个时代最大的实践质变就是风险社会的来临。早在上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就开始对未来社会进行预言，“增长的极限”、“寂静的春天”、“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都属此类，但都不如“风险社会”更能表述这一质变的内核。根据“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者、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理解，现代化既是生产力指数式增长的过程，也是风险制造的过程。风险的制造是生产力指数式增长的负面后果，一旦这些负面后果超过了生产力增长的收益，风险就会取代增长而成为历史发展的主导逻辑，工业社会也就按照自身逻辑发展到了风险社会阶段。风险社会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则认为，风险社会来临的标志是内部风险超越外部风险而占据主导地位。无论采取哪一种标准，人类历史实践的质变已然发生。
社会科学的现有知识多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起源上，社会科学之所以区别于哲学和人文学科而成为“科学”，还在于它在方法论上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物理学）的借鉴。例如，“社会学”这一学科最初的名称就是“社会物理学”。在牛顿物理学看来，世界是有序的，自然科学只研究物质世界的有序性；与之相应，社会科学只研究社会世界的有序性。这就意味着，传统的知识生产多研究有序的常态现象，而极少关注失序的非常态现象；但在风险社会，有序的常态现象减少，失序的非常态现象增多，且有序与失序之间的转换加快。可见，工业社会的知识生产已经不能满足风险社会的需要。我们急需发展新的学科，为风险社会的实践生产知识。在这种意义上，应急管理学是可能的。
应急管理学的可为
实际上，伴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对于失序的非常态现象，传统学科在知识生产上也做出了一些回应。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些知识对于解释风险社会的惨烈现实的重要性，对这些知识的需求也日益强烈。大致而言，这些知识主要围绕四个概念展开，它们在不同的传统学科中几乎是同时产生的，这并不是偶然的。
（1）风险（risk）。关于风险的知识主要散落于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在经济学领域，虽然保险的实践最早可以追溯至14世纪的海上保险，但保险学的大规模学科化却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上世纪80年代，股票市场的动荡激发了对于金融风险的研究，催生了行为金融学等新的知识体系。心理学关于风险感知的重要研究也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它在公共政策中的应用推动了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在社会学领域，贝克、吉登斯、拉什等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使得风险的社会学语义甚至超越了经济学语义。卢曼大致在同一时期对风险的系统分析，也提供了对风险与现代性关系的深刻洞察。
（2）灾害（disaster）。美苏“冷战”的核战争阴影直接激发了灾害社会学，这可视为芝加哥集体行动研究对灾害作为非常态现象的回应，主要关注灾害情境下社会的集体行动，被称为灾害研究的人类行为学派。与此同时，地理学的灾害研究也发生了重大转向，美国学者怀特的博士论文《人类对供水的适应》将地理学的灾害研究引向人类自身，也开始关注灾害的社会属性，被称为灾害研究的人类生态学派。上世纪70年代，灾害社会学的发展催生了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领域的应急管理研究，关注的重点则是灾害情境下的政府集体行动。
（3）危机（crisis）。在政治学领域，美国政治学者赫尔曼在上世纪60年代将危机作为学术概念引入国际冲突研究。到上世纪80年代，政治学者罗森塔尔等扩展了赫尔曼对危机的定义，将“慢性危机”也纳入研究范畴，与“急性危机”相对。危机不再仅是一个决策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宽泛的管理问题。几乎在同一时期，“三里岛核泄漏”、“挑战者号爆炸”等一系列事件的爆发，也激发了管理学者对危机的研究。作为政治传播的延伸，传播学中出现了关于危机传播的研究。
（4）安全。中文的“安全”在英文中有两个对应概念：一是security，主要指由于主观原因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国学者沃尔弗斯在1952年发表论文《“国家安全”：一个含糊的符号》（“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开启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安全研究。“冷战”结束后，安全研究又衍生出非传统安全研究。二是safety，主要指由于客观原因引发的安全问题。这种意义上的安全主要出现于安全科学语境中，指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防护，本身就是工业化风险的对冲机制，“职业安全”、“公共安全”两个概念因此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应用。
然而，这些知识毕竟脱胎于传统学科，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学科的方法论缺陷。社会科学的传统学科在知识生产上主要借鉴了牛顿物理学的还原论，将整体还原成部分进行研究。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与日俱增，系统要素之间交互影响，共同作用，整体越来越不可还原成部分，如果硬要将整体还原成部分，知识生产就只能远离实践。因此，这些局部知识虽然是对于风险社会的回应，但并不能解决传统知识生产在方式上的问题。我们急需整体性知识，更加真实地描述、解释和预测风险社会的实践。在这种意义上，应急管理学是可为的。
当然，面向风险社会的整体性知识也可以有别的命名，不一定非得是“应急管理学”。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对风险社会的回应上，上述局部知识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在知识生产方式上，上述局部知识需要整体化。这两个过程可以并行不悖，局部知识的深入有利于整体知识的涌现，整体知识的涌现也可以反过来引导局部知识的发展。不管如何命名，这门面向风险社会的整体性知识都不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而应该是基于多学科合作与跨学科交互的知识生产。
毋庸讳言，作为知识生产的应急管理学还只是一个设想：一方面，上述局部知识的总量已经很大，这还不包括那些实际相关但尚未被纳入的局部知识，单一的研究者很难全部掌握这些局部知识；另一方面，局部知识的整体涌现也没有现成做法可以依循，多学科合作与跨学科交互的体制机制还不成熟，有待于探索。即便如此，建立面向风险社会的应急管理学仍然是一项令人激动的学术理想，值得我们为此付出巨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