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跃华:美国弗格森事件、香港占中背后的政治分析

2014年12月25日《南华早报网》2014年12月25日浏览次数:0

  香港占中运动进入尾声(编注:此文刊发时,香港警方已经完成全部占领示威区的清场行动),警察进入配合执达吏清场阶段。虽然偶有冲突,香港警察仍然保持克制。尽管如此,仍然遭到了泛民团体所谓“过度使用武力”的指责。

  相比之下,美国弗格森事件及其后的全国性骚乱中美国警方权力显得强大许多。本来因为对白人警员枪杀非裔少年的责任追究引起社会争议,结果在24日密苏里州大陪审团决定不予起诉该警员后,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骚乱,发生了抢劫、袭警等暴力行动。美国警察甚至出动了装甲车等军用设备。截止25日凌晨,超过80人被捕。

  其实,此次事件不止于种族矛盾,以警察权力为代表的国家暴力日趋膨胀是美国社会当下频发冲突争议的重要原因。

  美国警察权力之大已不是一天两天,有统计显示每年有超过400民死于警察枪下。当然,这背后与美国持枪合法有关,警察不得不以保护自己为第一原则。但美国警察权力之大,仍然超出合理范围。

  笔者认为,对比美国弗格森事件和香港的占中运动,发现背后至少有两个原因,是导致美国和香港警察权力实践及后果不同的原因。

  第一,警察背后的政府权力强弱导致。虽然福山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趋于衰败,即美国的很多决策和方案因受困于两党政治的相互牵扯而无法出台。但是,这是就美国政治系统来说,而美国政府的行政系统却日益膨胀强大起来,政府强力开始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美国前中央情报局职员斯诺登的爆料则让人听了不寒而栗,原来民众的一切都处在国家的监控之下。国家政府可以以“维护国家安全”名义任意控制民众的生活。

  这固然与美国社会强大的保守思潮有关,以及“911”事件后美国对国土安全的高度重视,不得不采取过度深入和全面的干涉与介入。但是,看待弗格森事件不能仅仅停留在种族矛盾视角,必须要联系国家暴力的特征全面看,才能准确把握和理解。

  相比之下,香港的政府则显得过于弱势。源于港英殖民时期的香港特首“无党派”限制,在彼时可以强大控制任何政党,真正做到行政主导香港政治、社会发展,而此时的香港特首,因为在立法会没有党派支持,推出的方案频频被“拉布”。再加上泛民团体携真普选和真民主等充满理想色彩口号,不断冲击政府各项措施,使得政府举步维艰。长期以往,政府越来越弱势。以前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变成了彼时的行政被“裹挟”。所以,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在“占中”期间说,香港的政治制度有问题,定是源于自己在做特首期间的感受而言。

  这种情况也导致了“占中”期间警方的任何一次行动,港府都要顾虑许多。尽管如此,仍然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攻击。香港警察本来是维护香港法治的正义行动,仍然被泛民和“占中”团体不断攻击。在外人看来,着实矛盾。

  第二,美国和香港两地的社会民众“法治”思维的不同。

  都说“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其实现在看来也不尽然。在“占中”期间,我们确实看到了政府公权力对法治的遵守,尽量克制在法律程序里作为。但是,相反,无论是“占中”发起人-“占中三子”,还是那些学联、学运的学生,都认为以“公民抗命”为旗号,追求“真民主、真普选”,就可以任意违背法治。这不是恰恰是那种“法不责众”思维的体现吗?!随着这场运动的持续,对香港普通民众利益的损害不断加大,就更加让人无法相信他们内心对“法治”的真正认同。关键是,警察出来执法时,饱受的指责则让人怀疑香港社会法治的到底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还是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信仰。

  相比之下,美国的警察不论民众出于什么理由,只要破坏了法治和社会秩序,都会毫不犹豫的出手制止,没有任何犹豫。而民众必须无条件配合,如在警方喝令停止时,如有任何动作都会招致警方拔枪射击的危险。这种强而有力的警察制度从根本上讲是源于整个社会的“法治”信仰。任何人、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破坏“法治”的借口。当然,美国现在这种警权又有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趋势。

  联想到今年上半年的台湾“太阳花学运”,其实,香港、台湾这些地区,看似民主制度已经有一定发展,实际上对民主的理解仍然处在“民主原教旨主义”阶段,认为只要是为了真民主,就可以不计手段的合法性,不惜违背法律。这样争取来的成果,能有多少的合法性?也在这样的行为导引下,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都会发生错乱。这也是台湾虽然是民主社会但是政治乱象不断的根本原因所在。

  而且,这样思维指导下的社会运动,对社会起到的建设性意义也无法预估。“中东之春”变成“中东之冬”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国家法治的缺失,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国家建设趋向失败也成为必然。

  由此可以看出,“法治”建设对社会建设重要性。没有“法治”,国家和地区就会没有清晰可变的规则可以依靠和指导,社会就会走向乱象,也会走向撕裂。

  二十年前,福山因写就《历史的终结》而名声大噪。在此书中,他认为世界的政治制度都会朝向自由民主制度发展。虽然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依然强调他当时观点没有过时,但是,他又推出了《政治秩序的起源》,强调现代化政治的三大组件:国家、法治和政治负责制,并且指出在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地区,三者的组合可以有所不同,但是三者必须存在和发挥作用,着眼于发挥政治系统的活力。回到本文的主题,香港政治系统的活力需要加强,美国的行政系统活力稍显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