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此次峰会的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期间，“一带一路”战略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关注。而与此相契合，南京大学最近举办了以“21世纪陆海丝绸之路的设想与前瞻”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本报专程对南京大学石斌教授进行了采访。
《社会科学报》（特约记者姜晶花）：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即将召开前夕，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以“21世纪陆海丝绸之路的设想与前瞻”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巴基斯坦等国高校、研究机构和智库的近四十名专家学者与会。您能不能谈谈这次会议的主题及其现实意义何在？
石斌：自去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以来，“一带一路”正迅速成为海内外热议的话题。这次APEC北京峰会的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宗旨并行不悖。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曾经是贯通欧亚非大陆的经济发展大动脉，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演进。“一带一路”是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国家对外开放合作重大战略。如果能够顺利展开，将建构起一个东起西太平洋沿岸、西到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横跨欧亚大陆的新兴经济合作区，客观上还有可能重塑过去数百年来以大西洋为重心的世界格局，对未来人类发展和全球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显然，这是一个有赖于广泛国际协商与合作的宏大构想和国际共同事业，涵盖地缘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众多因素，涉及众多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需要相关各国的理解、接受和参与。因此，通过各种形式的对话与交流，包括学者之间的讨论，了解有关各国在理念、设想或需求等方面的相通之处，厘清彼此在认识上的差异及其成因，进而探索减少分歧、扩大共识的有效途径，是非常必要的。
《社会科学报》：结合中美关系，谈谈您对21世纪陆海丝绸之路建设的具体建议与展望。
石斌：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都无法回避中美关系。且不谈中美战略关系的总体背景，仅就陆上丝绸之路而言，我们知道，美国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提出了自己的“新丝绸之路”构想，并在2011年正式付诸实践。但美国的新丝路战略主要从属、服务于其大中亚战略，旨在以阿富汗为枢纽，在中亚地区建立起交通和贸易网络，推动区域一体化，维护美国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利益，避免中亚对俄罗斯和中国形成依赖。从历史上看，美国并没有同中亚建立起真正稳定紧密的联系。
但近年来美国实行“战略东移”，并试图通过推进TPP谈判建立一个由其主导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圈。此外，美国还不断与其盟友或准盟友联手在东海、南海等事关中国主权利益的问题上公开对我发难，导致中国在东亚多边合作中的优势地位受损。就此而论，“新丝路”对中国而言也不妨说是一种“新思路”、新出路。中国“向西看”，在广袤的欧亚大陆开发战略空间，既是中国与中西亚地区共同利益所在，也是中国东西两翼战略的“再平衡”。
总之，同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困难显然要大得多。鉴于海陆两条线的不同特点以及已有的经验教训，对于如何有效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我认为要注意五个要点：
1.弘扬一种精神：“新丝路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进一步阐释、充实“丝绸之路精神”的内涵并使之得到沿线各国的认同和理解。丝绸之路以及“丝路精神”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本身就在不断演进。最初，丝绸之路只是指从中国长安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陆路通道。后来含义不断扩大，被看作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几乎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代名词；以和平、友好、合作等理念为特征的“丝路精神”，也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一项重要思想遗产。
2.明确一个定位：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而不是领导者。对外宣传上，不宜过多强调中国的主导性。要避免出现一种现象，即我们原本合理的目标以及为此付出的积极努力，有时并未得到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认同，而这与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不当也有关系。例如有些舆论把“一带一路”设想说成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这只能徒增误解，因为无论在历史背景、战略目标还是具体措施等方面，两者都完全没有可比性。
3.突出两大内容：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这是“一带一路”众多具体内容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相对于政治、安全议题，也更少争议、更容易落实。在当前形势下，没有必要赋予这个构想过多政治与战略含义。
4.把握两个要素：合理把握时间、节奏以及空间、区域。例如中国倡导的新亚欧大陆桥原本很有新意，但推行多年却进展不大，原因可能就在于其中所涉及的国家众多、具体问题很复杂。“一带一路”是一个更为宏伟的构想，因此更不能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冒进，要注意区分优先次序与轻重缓急，视具体条件分阶段、分地段逐步推进。
5.坚持四个协调：“一带一路”是一个上至国家宏观战略，下至民间交往的系统工程，绝非任何单一行为体可以包办。这至少涉及四个层次的协调与合作：与俄罗斯、美国、欧盟、联合国等相关大国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调；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协调；中国国内外交、经济、宣传等政府相关部门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中国政府与民间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总之，“一带一路”要落到实处，需要在内外两个方面做长期、具体的努力。在寻求国际共识与合作的同时，我们自己首先要在政策、行动乃至言辞上协调一致，服从中央的政策权威和统一部署。
《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国外学者们对于21世纪陆海丝绸之路的设想与建设有哪些值得重视的独特见解？与我们在认识上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石斌：国外学者的关切或观察角度的确与我们有所不同，但能够给我们许多启发，促使我们思考深入一些重要问题。仅就我们这次会议而言，国外学者的论题除了涉及经济、贸易、环境、能源与资源，市场与交通网络等问题，还涉及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政治文化碰撞与跨文化接触、软实力竞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大国关系等更为广泛的地缘政治与国际安全问题。
总的来说，他们倾向于认为，丝绸之路的愿景与现实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他们并不怀疑中国在经济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能力，但有人认为，即使是在厌恶西方帝国主义或美国霸权的穆斯林世界，中国在软实力方面与西方相比也并不具有长远优势。这实际上是当前西方舆论评价中国的一种常见模式，反映了某种传统思维甚至偏见。不过，也有西方学者肯定了儒家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某些潜在与独特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