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传播学术史研究方法时，学者们仍然缺乏共识。初涉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容易走到两个极端上去，要么认为传播学术史的功能等同于经验研究中的文献综述，要么认为传播学术史的功能就是写一本关于传播学的编年史。
传播学术史不等同于档案研究
如果将传播学术史仅仅看作是传播理论的梳理，展现理论的发展脉络，并为自己的归纳性理论研究服务，那么传播思想史便成了一篇详细的文献综述，如是则任何作者在阅读了一批相关理论文献之后都可以将自己评述性的说明文称为传播学术史研究。
而如果将传播学术史看作是一种特别门类的历史研究，那么即使搜集再多详尽的史料，形成的文本仍然只能被看作是起居注和编年史。也就是说，建立了一份较为详细并经过一定考证的档案。
然而，传播学术史的使命既不是做文献综述也不是建专业档案。这些工作让一些有一定传播学专业知识并受过一点史料方法训练的本科生来做，也完全可以，甚至比目前已经出版和发表的某些所谓传播学术史论著更完整和细致。然而，综述、档案与学术史研究的差别绝不是用功程度上的差别，而是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差别。
与做传播课题的文献综述相同的是，传播学术史同样是从传播学术文本开始的。然而除了两者的起点相同之外，在此后的过程中就再无相似之处。文献综述的理论想象力从一开始就被同题相似文献所框定，失去了在不同文献之间跳跃的无限可能。
想要了解学术主体思想的超越性，恰恰不能就文本谈文本，必须采用高度语境化的解读方式分析学术主体的行动。这就必须回到学术主体的行动和思考方式中去，如是我们才能重演学术主体面对的问题和焦虑、思考的逻辑和路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学术主体采用什么样的提问方式、认识论与方法论，是否能够超越其时代，对当前的学术研究有启发意义，我们也才能知道原有的理论存在着什么空白和谬误。研究行动彻底地划清了传播学术史与传播文献综述的界限。文献综述在多数情况下就只能在前人研究的框架内修修补补，顶多指出些测量方法和具体现象描述上存在的问题，它既不能发现那些超越性的思想，也不能对前人做出真正的理论超越。
重点关注学术主体的生存社会语境
要研究传播学术主体的行动，似乎与传播学编年史有几分相似。然而，传播学术史侧重于关注学术主体的行动与学术思想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而并不把学术主体的大事年表和学术创作生平看作最重要的研究内容，尽管后者确实非常重要，往往有一点变动就会改变原先的推测。准确地说，后者只是开展前者的基础，是前者的物质起点。当然，问题的关键还不仅如此，这两种研究在认识论上差别更为明显。研究学术主体的历史书写，往往注重和强调个人、机构或学派的行动，因而唯名论色彩强烈。这当然与历史学重现象重实证的传统关联紧密，但传播学术史却强调唯实论的重要性。在传播学术史看来，对任何学术主体行动的研究都不能离开学术主体的生存社会语境。
事实上，学术主体的思想绝不仅仅是学术主体个人的，甚至都不局限于他所活动的学术圈子，它一定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各种意识形态和知识生态，更摆脱不了各种权力的操控，尽管受影响的程度不一。如果不了解这一切，比如冷战的意识形态对美国传播学者的影响，那我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大众传播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所以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行动的历史主体进行意识形态分析与批判，是传播学术史绕不过的一道坎。因此，研究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则划清了传播学术史与传播学起居注和编年史的界限。
重塑传播学想象力
至此，传播学术史的使命与定位其实越来越清晰。学术思想是个有趣的研究对象，它总是既有历史局限性，又有历史超越性。往往学术主体宣称的不朽思想常常速朽，而学术主体不经意间的灵光乍现却可以穿越时代，再度发言。人文社会科学是亘古常新的，因为伟大研究者的灵感总是来自于历史上的伟大思想者。与历史上伟大的学术思想进行心灵对话，不断地解读、阐释、批判和寻找空白，发现超越时代的伟大思想在今天的意义和解释力，是学术思想得以继承和创新的唯一办法。
传播学术史的书写是为理论而不是为历史创造服务的，它也不是历史研究而是理论研究，它只是借用了历史的时间维度作为创造的中轴，借用了历史研究的洞察力和推断力作为基本的方法论。但它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留下一部历史巨著。
可见，传播学术史服务于理论的方法绝不应当是文献综述式的，更不是为归纳式的经验研究做铺垫，它应当成为研究主体头脑中的理论认知框架，而它的书写本身就是在提出理论问题，进行理论阐释，实现理论创新，它的唯一目的便是重塑传播学的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