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主要著作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翻译论》等，译作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卷四）、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无知》、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和《沙漠》、波伏娃的《名士风流》、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和《贝姨》、布尔迪厄的《论电视》等。曾于1993年和1998年两度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奖译金”，1999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2008年和2010年两度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2012年获中国“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近日，本报记者就文学翻译等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
翻译，跨文化的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什么力量或契机让您尝试翻译并最终决定献身于翻译事业呢？
许钧：1976年我留学法国，阅读了很多法国当代文学作品，很快就着了迷，真切感受到了文学作品中的真与美，它们打开了我的心灵世界。但当时，许多作品在国内是读不到的，我迫切希望将这些作品介绍给国内读者。于是回国后，我就开始翻译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也是相较于法国的经典文学，您更偏向于翻译当代文学的原因吧？
许钧：不完全如此。在我们这一代人之前，包括梁宗岱、李健吾和傅雷等在内的前辈们已经将法国的经典文学进行了较好的译介。我在选择作品时，一方面关注其在文学史上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把目光投向了最为重要的法国当代文学，从中选择那些可能会在国内产生影响的作品，同时会考虑译作能否对作家本人产生间接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翻译过程中，您坚持一种什么样的翻译理念呢？
许钧：我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行为。我们要把外国思想与文化吸引到国内，也要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介绍出去，形成中外文化的交流互动。翻译的意义正在于此，它有助于文化多样性的建设，而文化多样性的建设有助于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这正是我的翻译理念所在。30多年来，我心中的翻译不只是一般的行为研究或语言研究，而是在中外文化交流视野下，对翻译活动的一种实质认识，个人的翻译行为不仅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和理解，更是对一种思潮和文化的理解。
翻译，文化的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教书育人中，您是怎样做的呢？
许钧：在教学中，我注重培养学生去发现作品，手把手教他们怎样去翻译，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我会指导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对翻译工作的历史问题及文化开放等问题给予回答。我的博士生宋学智所作的《翻译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影响——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研究》、高方所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和接受》都入选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恰恰体现了一种学术研究的传承。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年来，我们培养了一批比较重要的翻译家，他们在翻译界都有出色的表现，每年翻译的优秀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不低于20种，并主持多项国际研讨会，为有关部门的决策提出高质量的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报》：复译《邦斯舅舅》和《贝姨》等经典文本时，您会不会有无形的压力？
许钧：巴尔扎克的作品达到了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顶峰，翻译他的作品首先是出于自己的喜爱，但更重要的是，我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理解老一辈翻译家所做的工作，学习他们丰富的经验。比如在翻译《邦斯舅舅》和《贝姨》时，自己不仅在学习，还从中发掘傅雷的翻译经验和翻译特色。这既是一个提高翻译水平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思想和翻译文化交流传承的过程。
翻译，从来没有定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谈谈您在翻译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许钧：我认为翻译是一个不断地追求完善的过程，从来没有定本，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次就穷尽对原著的理解。我翻译《追忆似水年华》（卷四）时，仅20万字，却用了整整两年时间。在这两年间我不断地体会作品、理解作者，追求身临其境的感觉，争取与作者建立一种亲近感，融为一体，同悲同喜，甚至忘却自我。在翻译中，不放过一词一句、一点疑问，这个过程为我的翻译生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翻译讲求“信、达、雅”，您是如何做到三者统一的？
许钧：首先在于理解，包括理解作家本人和其作品特质，这样才有可能在翻译中将其特质表现出来。其次，需要在文本上下功夫，既要注重宏观的把握又要做到每字必究，从而形成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在技巧的角度，要从诗意表达、句子节奏、文字内涵与逻辑意义等方面把握原著的韵味。经过这种统筹，才能比较容易地实现“信、达、雅”的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要成就一个好的译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许钧：我认为要成就一个好的译本，首要条件是译者对作者有深刻的研究；其次是译者要对两种语言、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最后是译者要对文字特别敏感，视文字为生命，在翻译过程中能体现出自己对作品独到深刻的理解和翻译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