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从一开始就是产生于人间的，是由人类自身的力量来创造的。初期产生的艺术品虽也有以祭祀鬼神为用途的，但最常见的艺术品还是与先民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例如仰韶文化的大量彩陶器具上所绘的鱼鸟图案，无论是意味着图腾崇拜、生殖崇拜还是祈祷狩猎有获，都反映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诉求。至于在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中都有发现的陶鬶，或呈猪形，或呈狗形，更是先民畜牧生产的直接表现。
古代文艺与先民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
最早的古代歌谣也都是人间的产物，例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吴越春秋》卷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帝王世纪》卷二）又如“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周易·屯第三》）。这些歌谣或是直接见诸早期文字记载，或是经过长期的口耳相传才写定下来，但它们都产生于上古时代则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则写人们对雨水的期待，第二则写制弓射箭，第三则写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第四则写抢婚的经过，都是直接取材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倾注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一句话，它们都是直接与先民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
对于古代艺术的这种性质，先民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吕氏春秋·仲夏纪》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帝，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这里记录的是上古时代歌、乐、舞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表演，它所再现的内容显然正是当时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
只要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时代的推进，人本精神越来越成为占压倒优势的价值取向。例如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上的纹饰，从早期的神秘诡异的饕餮图案逐渐转变为后期圆润柔和的几何纹饰；又如汉唐两代都很发达的墓葬壁画，前者常见伏羲女娲蛇躯交尾之类的神话题材，后者却以宴饮、耕牧等人间生活为主要内容；又如诗歌中的神仙主题，从秦代博士所作《仙真人诗》到汉末曹操所作《精列》等游仙诗，神话色彩越变越淡，及至晋代郭璞的《游仙诗》，竟被钟嵘评为“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所以说，东汉王充高举反对“虚妄”而提倡“真美”的理论旗帜，固然是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谶纬神学思想的行为，但何尝不是文学艺术中人本精神愈益强化的一种反映。
所以从整体而言，人本精神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准则。以诗歌为例，从先秦以来，人们强调诗歌源于人间的生活，是人们喜怒哀乐的自然表现。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纲领”。“诗言志”首见于《尚书·尧典》，虽说它不一定真是产生于尧舜时代，但它肯定在先秦时代早已深入人心，且绝非仅为儒家学派独自信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之言曰“诗以言志”，《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皆为明证。对于“诗言志”的释义，历来多有歧解，但其基本的内涵是很明确的。孔颖达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后人或以为这是孔氏对“诗言志”说和魏晋时产生的“诗缘情”说的弥缝折中之言，其实先秦时“志”即包含“情”在内，孔氏之语是符合先秦实际情况的。总之，在中华先民看来，诗歌完全是抒写人类内心世界的一种文化形态，非人间的内容在诗歌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人本精神就是中华诗歌的核心精神。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元代散曲、明代山歌和近代诗歌，人本精神是中华诗歌史一以贯之的主线，它也一定会在未来的诗歌复兴中得到发扬光大。
古代教化传统的核心是人本精神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有一个特点经常受人误解，那就是教化功能。“五四”以来，人们经常对这种教化功能进行猛烈的批判，似乎一谈教化便会扼杀自由、泯灭个性，其实这是对传统的误解和歪曲。孔子教育弟子，以“六经”为主要教材，“六经”中至少有《诗》与《乐》二种直接属于文艺的范畴，其他几类中也包含着与文艺有关的思想。那么，特别看重道德人伦的孔子为何要如此重视诗歌与音乐呢？一言以蔽之，是为了培养弟子的品德修养。《礼记·经解》引孔子之言：“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显然，在孔子看来，诗歌与音乐的主要功能不是娱乐，而是教化，它们是修养道德、陶冶性情的利器。
孔子论诗教的意义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还指出了以文艺来修身进德的具体程序：“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孔子认为高尚优美的文艺作品是与开明和谐的社会文明互相呼应的：“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在孔子看来，周武王的天子之位是经过伐商之战而得来的，不像舜经禅让而继承帝尧之位那样符合正义，所以舜乐《韶》比周武王之乐《武》更加完美。孔子在齐国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既表示了对美妙音乐艺术的欣赏，也暗示着对崇高政治理想的向往。在孔子看来，艺术上的美与政治上的善是互相影响的，甚至是互为一体的。孔子晚年“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他所以要在晚年耗费极大精力来整理诗乐，正是对其教化功能的重视。
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具有深厚的教化传统。以文学为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就积极提倡诗教，把文学视为推行教化的有力工具。其他诸子的观点虽与儒家多有不同，但他们著书立说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设计，同样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可以说，先秦诸子的“文”都是为其“道”服务的，“文”只是手段，“道”才是目的。这种传统后来被唐宋古文家表述为“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道”，不但成为中国古代散文的共同准则，而且成为整个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文以载道”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深刻的积极影响。这种思想为文学注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使文学家重视国家、人民的群体利益，即使在纯属个人抒情的作品中也时刻不忘积极有为的人生追求。例如在唐代诗人中，杜甫蒿目时艰，忧国忧民，对儒家仁政理想的不懈追求、对国家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成为杜诗的核心内容。浪迹五岳、神游九垓的李白，也在诗中强烈地表达了追求功名事业、希望在外部事功的建树中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而且明确地以孔子作《春秋》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典范。至于唐宋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更是在“文以载道”思想的直接指导下取得的创作实绩。无需讳言，教化传统也产生了以道德判断取代审美判断的不良倾向，但它在整体上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教化传统的核心价值不是别的，正是深厚的人本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