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政治仪式是探寻政治实践之内在逻辑和意义的集装器，是验证政治理论之适应性和有效性的检录仪，还是一项极为开放的政治哲学命题——内含着严谨的制度边界、弹性的文化视阈、普泛的政治实践和复杂的心理特征。
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相比，现代人无疑更“政治”，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政治仪式的类型急遽扩大了：除了宣誓就职、检阅军队或外交礼仪外，体育赛事、艺术活动甚至人际交往也能在某种情形下发挥出政治仪式的功能。可以说，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仪式并非传统的孑遗，它们葳蕤勃发，仍是政治生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景观之一。
作为一种以权力生产和再生产为主要目的的政治活动类型，政治仪式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息息相关。马克斯·韦伯曾经按照资源的不同设想出三种合法性类型：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一个世纪以来，这三种合法性类型都经历了激烈的祛魅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仪式在融合并呈现不同的合法性资源时，表现出了高度的适应性和高超的能力。对合法性的格外重视是政治生活区别于其他生活类型的基本特征，而政治仪式在合法性建构中的卓越表现使之成为观察和评估政治生活的一条重要路径。
文化贫瘠与仪式性力量的滥用
能够影响政治仪式具体实践的因素有很多，文化是其中统摄范畴最大的一种——按照克利福德·格尔茨的理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的情感，像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政治仪式既是文化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也能够反映出文化的内在结构。可以将政治仪式和文化比作花草和庭院，花草不仅是庭院的景观之一，而且其生长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庭院的生态水平。反之，如果庭院环境发生了变化，也会对花草产生显著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多元化与工业化、全球化基本同步，它对政治民主化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学者们对人类文化环境变化的反思一直没有停止。部分态度激烈的学者认为，现代文化环境的丰饶只是种表面现象。如果说这种观点有些苛刻，那么认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有贫瘠化的可能，则并非言过其实。在埃里希·弗洛姆看来，人类处理庭院土壤方式的不当，是造成庭院贫瘠乃至荒芜的主要原因。传统社会里的人们把文化当做一种反思自身的生活方式，以获得对生命的尊重和肯定。而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成为满足于人们消费欲望的商品，游离于对生命的纯粹体验之外。健康纯净的文化土壤日益贫瘠，生活在庭院中的人也趋于异化。丧失反省能力的文化成为培养狭隘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温床，内含这些意识形态的政治仪式正是现代政治生活中危害深远的“恶之花”。
与古代那些虽然神秘但目的明确的政治仪式相比，现代的政治仪式更加“工于心计”、“含糊暧昧”，通过各种语境营造和科技应用的方式，它们携带伪装的能力更强、影响更深。对于恩斯特·卡西尔而言，人类不断推动着自身活动的“象征化”进程，其最终结果是我们如果不借助各种人工媒介，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于是，谁掌握了人工媒介，谁就掌握了我们。尼尔·波兹曼所言的“娱乐至死”描述的正是这一过程，他用美国的事例提醒我们想一想：曾几何时，人们只是凭借才德选择谁是总统，而现今人们的选择则完全屈从于竞选者们使用仪式性力量的技巧，相貌、穿着和演技的重要性凌驾于才德之上。
政治焦虑与焦虑“舒缓剂”
现代文化的困境除了贫瘠之外，还有焦虑。在文化庭院中，贫瘠源于土壤的肥力结构遭到了人为破坏，而焦虑则源于作为耕作者的人类的不安情绪。这种焦虑主要表现为对现状的怀疑和不满，以及在调整中产生的乏力感。事实上，“焦虑”总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一直是政治世界的常态，否则柏拉图心中就不会有“理想国”，孔子亦无“从周”之念想。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仪式来说，表面看来似乎不会受到文化焦虑的影响，因为政治仪式的旧有形貌能挟传统之威，政治仪式的以新替旧能借当下之力，文化的永恒性和绵延性在其中能够得到积极而主动的“伸张”。但是，现代文化的易变性和多元化，对于政治仪式的主导者和参与者而言都造成了种种心理压力：在仪式对时间和空间的描述上，或者在仪式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上，都失去了一种笃定感。比如，强调“传统跟随”的政治仪式可能会因过时而遭淘汰，隶属“传统的发明”的政治仪式可能会因祛魅而丧失合法性，而具有创新意义的古今融合或中外融合则可能因“不伦不类”而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现今政治仪式面临的主要焦虑，或许是多元文化和政治霸权之间有些吊诡的背离。极具控制力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地在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与多样性的文化形态之间取得平衡，而这种走钢丝式的技巧并不是政治霸权的强项。随之而来的影响是，很多受到权力操控的政治仪式也跟着无所适从。这样的例子极多：举办奥运会的英国人担心阿根廷人在比赛中做出“不合时宜”的举动，庆贺国庆的阅兵仪式会被周边国家视作示威而引发担忧和质疑，针对经济问题的游行示威随时可能转化为有政治意图的群体活动……所有被卷入仪式中的人（不管是主导者还是参与者）都无法担保仪式之河会顺着自己期望的方向一泻千里。
如果将政治仪式置于民族国家的文化情境中，那么出现的焦虑将进一步放大。政治仪式一方面有力地建构出各种“血与土的想象”，对政治共同体起到了稳定和凝聚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自身与其他（尤其是具有敌意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断裂愈发明显。政治人类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一点，从“文明/野蛮”的两分法中脱身，尝试用更为复杂的辩证法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分歧问题。但是，他们一直对用政治手段弥补文化差异的能力抱有隐忧。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的很多政治仪式更擅长于刺激民族国家的冲突而不是合作。近半个世纪以来，政治学家也在艰难地寻找某种解决之道，从罗尔斯的正义论出发到各类共识形态的普遍撒网，这些广受瞩目的努力虽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仍然饱受争议。因为它们主要供应的是治疗焦虑的“舒缓剂”，人们既不能在“无知之幕”的预设中处理现实的政治和文化情境，也无法将文化分歧置于一边，只（或先）达成政治共识。
缓解困境的仪式机制
在日益贫瘠和充满焦虑的现代文化环境中，政治仪式很难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继续提供明确的政治认知或建构稳定的政治秩序，而是逐渐沦落为供消费和交易所用的秀场，或充当扩大冲突、强化对立的推手。难道政治仪式只能是这种文化困境的受害者？通过对花草的某些作用来改良庭院土壤，并非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政治仪式的确承受着文化困境造成的重压，但也隐含着缓解文化困境的机制（或者是解决手段之一）。例如，通过改善政治仪式的操演过程和象征机制，可以令其生成的价值或秩序维持在一个较稳定和集中的水平上，以抵抗受消费文化因素影响造成的贫瘠化倾向；或是借助政治仪式在合作关系建构上的丰富历史经验，为冲突各方提供一个价值层面上的协商机会（实践）和有效共识（规范），以缓解政治仪式在处理文化差异时的焦虑。
总之，虽然政治仪式无法彻底解决文化的贫瘠和焦虑，但它至少能够并且已经发挥出了积极作用，这也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核心意义所在。对于我们而言，政治仪式是探寻政治实践之内在逻辑和意义的集装器，是验证政治理论之适应性和有效性的检录仪，还是一项极为开放的政治哲学命题——内含着严谨的制度边界、弹性的文化视阈、普泛的政治实践和复杂的心理特征，这些糅和在一起所展现出的难道不是一幅神秘诱人、值得玩味并富有挑战性的知识图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