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晨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文探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女大学生群体特征及历史意义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梁晨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发表《社会转型与中国近代女大学生的教育样态》一文。该文以档案中的学生个人信息为基础,综合官方统计数据和其他相关文献,采用定性与定量、历时比较与跨文化共时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图量化呈现中国近代女大学生受教形式、规模占比、社会来源和专业偏好等方面的群体特征并探讨其学术意义。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高校多是男女分设办学,不开展混合教育,史称 “女禁”。五四以后,“女禁”被逐步打破,男女同校在中国的大学中被迅速推广,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得到实质性拓展。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登记注册的41所大学中只有3所未实现男女同校,1947年所有注册大学均实现男女同校。推行男女同校的中国大学没有单独的女性入学配额、单独的女子学院、校园、师资或课程与专业。各校在入学考试和申请上也没有区别对待男女生,所有学生均按考试成绩录取并接受相同教育。美国虽自南北战争后,男女同校的院校就开始出现,大学女性比例也稳步上升,但强调“性别区隔”的男校、女校依然是高等教育的主流,很多还是极受推崇的顶尖学校。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布朗大学在内的东部名校,长期不采用男女同校的教育模式,而是实行所谓女子合作学院方式,将女生招收在特定的专门学院中进行教育并由此形成了多所著名的女子学院。英国和法国也有类似情况。日本男女同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5年,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男女同校也只在公立大学有限推行,甚至1996年之前,多数日本女生就读于两年制短期大学而不是四年制大学。

男女同校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带来了女大学生规模的提升。1932年全国立案院校中女生占比12%左右,1940年提升到20%并一直延续到抗战结束后。抗战爆发对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存在影响抗战前,女生在所有高校中的比例在10%左右,多数学校在10-15%之间;抗战爆发后,占比达到了近20%。一些专业院校,如北大医学院女生几乎占到一半。同时,中国女大学生的比例不仅远超多数亚洲国家,甚至能与一些欧洲国家一较长短: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女性占比高于西班牙,与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德国也不相上下。当然,只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女大学生的占比才得到了根本性提升。

与不算落后的性别比和较为宽松的校园环境不同,中国近代女大学生在地理和社会两个最重要的来源维度上都体现出高于男生的要求,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的实际门槛非常高。数据分析表明,大学生的地理来源以大都市和东南等地区为重,且无论是籍贯还是家庭住址,女生的这种地理集中程度都更高。女性通过高等教育形成地域流动的机率要低于男性。地域来源差异的背后是不同地区社会和不同职业家庭对女子教育态度的不同。无论从家庭经济条件还是接受度来说,城市家庭,尤其是大都市中上层家庭,特别是从事公务员、专业技术工作的家长们更愿意给女孩提供教育;广大农村和小城镇家庭,即便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地主家庭,对给予女孩教育的热情较匮乏。来自农民家庭的男女生比例差距尤其大——上海和其他地区分别有5%和20%的男生来自农民家庭,女生比例只有1%和5%。新中国成立后,不同职业或阶层不同性别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才被进一步拉平。 

近代女大学生在学校和学科专业等的选择上也体现出特定偏好。就学校而言,女生似乎更青睐教会大学,而不是国立大学。有条件的家长更愿意送女儿进教会学校,特别是女子教会大学,哪怕明知这些大学相对于国立大学办学规模更小,师资实力有限也在所不惜。就专业而言,大学专业一般不限制学生性别,女生选择农、商和理三科的比例也与男生接近,唯有选择工科的女生很少——36%男生选择工科,女生则只有8%差异超过4倍。 

总体而言,近代社会转型不仅使得中国女性开始进入大学,且拥有一定的学业和职业选择空间,但家庭和社会的束缚同样无处不在。近代中国女性获得教育并进入职场,被视为西方思潮影响下的反传统运动。但在颠覆传统之外,中国女性在教育与职业获得的很多层面上并不同于所效法的西方国家。

该文在研究方法上有三个特点:一是构建大规模个人层面微观数据库,开展量化历史研究。研究依靠的核心数据涵盖民国时期34所专科以上学校136220名学生共165981条个人信息。这些信息主要采集自各校档案中的学籍卡等档案资料。二是强调比较研究,特别是国际比较,为准确理解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相关问题提供更为准确的参照和定位。三是从数据库建设到研究写作,是国际和跨学科学术合作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