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度我校文科教师被《新华文摘》转载论文(简介)

余秀兰:《父母社会背景、教育价值观及其教育期望》,《新华文摘》2021年第1期,原载于《南京师大学报》2020年第4期。

摘要:父母教育期望是预测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变量,但哪些因素影响父母教育期望却较少受到关注,特别是影响父母教育期望的文化观念因素被忽视。本文研究父母社会背景因素与作为文化观念因素的父母教育价值观对其教育期望的影响。先运用定性方法探索父母教育价值观概念的维度,再用定量方法测量教育价值观,并分析父母的社会背景因素与教育价值观对其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发现:(1)父母对孩子上大学与上名校(原“211”“985”高校)的期望普遍较高;父母社会背景和父母教育价值观都影响其教育期望;(2)父母社会背景因素中的教育水平是影响其教育期望的主要因素;(3)父母普遍重视教育和教育的各类价值,其社会背景因素对教育价值观影响较小,但存在父母社会背景越弱势越重视教育价值的总体趋势。以上表明,父母社会背景虽然限制其教育期望,但教育价值观因为不受社会背景的限制而可能促成低社会阶层父母的高教育期望。

 

张一兵:《马克思哲学思想第一次转变的来源与逻辑》,《新华文摘》2021年第1期,原载于《学术界》2020年第9期。

摘要:恩格斯曾说道:"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根据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在1843年完成了唯物史观的转变。但是,唯物史观的创立并非一蹴而就的,仅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就存在着多条逻辑消隐的极为复杂的过程。因此,南京大学孙伯鍨先生提出了"两次转变说",其中的第一次转变即认为1843-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在哲学思想上转向一般唯物主义,政治立场上转向无产阶级立场。

 

何成洲:《西方文论的操演性转向》,《新华文摘》2021年第2期,原载于《文艺研究》2020年第8期。

摘要:近年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退潮,西方文学研究界不断出现理论反思与批评的声音,对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作出探讨与展望。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对读者审美感知能力的培养和对社会文化的干预,呈现出以操演性为特征的范式转移。在这个新的文学研究范式中,文学不仅指具有文学性的文本,也指行动与表达;文学阅读不仅为了阐释,也能够带来新的体验和变化;文学批评关注读者的审美体验,也重视文学的社会和政治功用。扼要梳理“操演性”概念的理论旅行,有助于了解从萨义德到米勒关于文学作为言语行为的理论要旨,以及菲尔斯基的“后批评阅读”与诺斯的文学研究“第三种范式”。操演性转向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概念和方法,推动文学观念与批评实践的转变。

 

周宪:《美学及其不满》,《新华文摘》2021年第3期,原载于《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

摘要:美学的当代发展日益呈现出两种形态:自足性美学与介入性美学。前者聚焦于美学体系内部而带有自足特性,后者则倾向于介入当下社会文化问题。在美学学科日益专业化和体制化的当下,一方面是自足性美学的盛兴,另一方面则是介入性美学的相对衰落。介入性美学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关于社会文化重要问题的思考方式,其价值规范、宏大叙事和反学科性的特征,使得美学不断葆有锐利的反思性和批判性。面对当代世界之大变局,重构介入性美学乃是当下发展中国美学的正当而迫切的要求。

 

张一兵:《日常生活批判与日常生活革命——列菲伏尔与德波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异同》,《新华文摘》2021年第3期,原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摘要:列菲伏尔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宏观批判,转向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微观日常生活异化的批判,而德波则提出,在今天资产阶级世界中,被资本殖民的日常生活,往往是那些不被注意到的、习以为正常的小事情,才是隐秘“装置”我们的关键。这是理解列菲伏尔提出的“小事情异化”的真实入口。因此,日常生活的革命,就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思辨上,而是要以革命的、具体的超越性艺术实践直接“对生活的介入”。当然,这就是德波所领导的情境主义国际的革命情境建构活动。

 

程章灿:《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新华文摘》2021年第3期,原载于《文献》2020年第4期。

摘要:书籍史是中国学者"自家的园地""书籍史"亦可以简称"书史",二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味上却有很大的区别。在现代大学的文献学和图书情报学领域中,早就有关于书史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可以说,在"书籍史"舶来以前,"书史"一名行之已久,至少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

 

王 玲、陈新仁:《语言治理观及其实践范式》,《新华文摘》2021年第5期,原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摘要:语言治理观是语言规划研究的新视角,它基于我国国家新战略的需要和语言生活现实的需求而兴起。语言治理观侧重以问题为导向,倡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实践。其实践范式是,通过“自下而上”吸纳民意的底层设计,一方面了解宏观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实施状况,另一方面通过培育基层和民众而形成社会参与力。这一范式可有效确保宏观顶层设计的落实质量和落实效果。

 

丁帆:《“我们的需要就是解释世界的需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中的阐释学现象》,《新华文摘》2021年第5期,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5期。

摘要:通过对“古典释义学”和“现代阐释学”的解读以及对作家与文本“误读”效应的分析,比照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尤其是近 40 年来的文学批评,可以发现,对阐释的有限和无限机制的忽略及批评价值观的游移,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方法单一化。重视批评的多元性和包容性问题,探讨如何正确对待阐释学中的“误读”这一历史性难题,有助于推进重建文学批评方法论,并在文学批评史重估的过程中谋求阐释的多样性。

 

唐正东:《哲学与政治的结合: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新华文摘》2021年第5期,原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

摘要:青年恩格斯受到卢格等人的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影响,认为该派观点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政治行动来践行自由的哲学原则。这种理解不仅体现在他对阿恩特、谢林等人的思想观点的批判上,也体现在他对当时普鲁士政治及文化生活领域出现的各种倒退现象的批判上。青年恩格斯在到达英国之后逐渐摆脱青年黑格尔派的方法论影响,开启了向唯物史观发展的思想征途。

 

风笑天:《一个时代与两代人的生命历程:中国独生子女研究 40 年(1980 —2019)》,《新华文摘》2021年第5期,原载于《人文杂志》2020年第11期。

摘要:40 年的改革开放影响着独生子女及其父母两代人的生命历程。学术界的独生子女研究呈现出三个大的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教育学、医学、心理学、体育学五个学科。对一代独生子女的关注焦点主要是他们的心理特征、教育方式、社会化过程、大学表现、婚恋生育、社会适应等,而对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关注焦点则主要是他们的生育意愿、居住方式、养老保障以及“失独”问题等。现有研究的主要不足有 : 同一主题的研究相互之间缺乏借鉴和积累,比较研究中缺乏对重要相关变量的控制,对农村独生子女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薄弱等。现有研究的系统回顾,对于在已经开启的“后独生子女时代”中,开展新的独生子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莫砺锋:《中华文化是诗意人生的乐土》,《新华文摘》2021年第6期,原载于2021年1月21日《光明日报》。

摘要:相传古希腊的德尔斐神庙上镌刻着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然而在事实上,古希腊人经常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倒是生活在遥远东方的中华民族才时刻关注着自身。从总体上说,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以人本精神为基石的人类文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创造力量的民族,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

 

林闽钢:《“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发展的基本思路与战略研判》,《新华文摘》2021年第6期,原载于《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12期。

摘要: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已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十四五”时期是社会保障发展的“时间窗口”。基于“十四五”时期的国家发展背景,进一步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的两个主要目标:即以健全多层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为体系的建设目标;以提升社会保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制度的建设目标。新时代社会保障改革应以实现公平性为导向,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阶段中,增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性,促进经济发展转型。为此,需要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国内大循环中的作用;在多目标并举下实现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

 

张荣:《德性与知识的三重变奏》,《新华文摘》2021年第10期,原载于2021年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摘要:纵观西方道德哲学史,不难发现德性与知识的三重变奏。古希腊哲人信奉“美德即知识”,近代哲学家培根主张“知识就是力量”,康德宣称“德性就是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三段论图式,其中隐含着思想的自身否定和信念的演替。美德即知识在远古的伯里克利时代,希腊人崇尚力量即道德。这一信条随后逐渐被新的美德观所取代。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灵魂不朽学说,就为研究在世的善恶行为如何影响灵魂转世时或奖或惩的不同报偿后果奠定了基础。

 

盛昭瀚、霍红、陈晓田、刘作仪、徐伟宣:《新中国成立以来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回顾、反思与展望》,《新华文摘》2021年第11期,原载于《管理世界》2021年第2期。

摘要:引言管理学是人类管理活动领域科学层面上形成的理论,方法与应用体系,其中,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侧重于综合运用系统科学,数学,经济学,行为科学,工程方法及信息技术为人类探索管理问题提供基础理论,方法体系与工程样式解决方案的学科。在我国管理学领域各个学科中,管理科学与工程是发展最早,基础最厚实的学科。

 

汪正龙:《理论的危机与后理论的几种进路》,《新华文摘》2021年第12期,原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摘要:最近20年,在英美文学理论界与批评界,“后理论”(post theory)是一个十分流行的术语。但是它不是指一种独立的文学理论或者派别,而毋宁指的是一种文学理论新的存在形态,或者说文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向。顾名思义,“后理论”是针对先前的“理论”而言的,后理论的风靡标志着“理论”的过去。

 

王彬彬:《鲁迅:辫子记忆与民国意识的纠缠》,《新华文摘》2021年第16期,原载于《东吴学术》2021年第1期。

摘要:鲁迅对于"民国"的意识,是与关于辫子的记忆纠缠在一起的。因为在日本留学期间即剪去了辫子,回国后饱受无辫之灾,而进入民国后,可以昂起没有辫子的头颅,在大街上坦然地行走,这是鲁迅认同民国的最大理由,可见,鲁迅主要是在民族解放的意义上认同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鲁迅小说《风波》,表层意义可以认为是在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深层意蕴则是广大民众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困苦。对于鲁迅来说,民国之所以值得爱护,不是因为到了民国人民有了不留辫子的自由,而在于进入民国后,人民有了随意处置自己头发的自由。质言之,在鲁迅看来,民国应该意味着自由。

 

安同良、姜妍:《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新华文摘》2021年第16期,原载于《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4期。

摘要:创新驱动的新时代内在地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与之相适应,“中国经济奇迹”也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此外,国外并未形成完整而成熟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创新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创新的机遇与空间。

 

李晓愚:《合璧:论诗书画形式的独特媒介性》,《新华文摘》2021年第20期,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摘要:诗书画合璧的艺术形式是中国画所独有的,对中国文化有着持续、深刻的影响。现有研究大都把图文结合的中国画视为静态“文本”,但其本质是一种“媒介”:它在一个平面画卷上构建了一个或多个具有开放性、关联性的跨时空场域,使文人士大夫得以在其中展开丰富的文化实践:呈现自我、回馈他人、巩固友谊、彰显品味、生产并传播知识,等等。这些实践也不断改变着画作的面貌、含义、功能和价值。以媒介视角考察图文结合的中国画,将之视为一个历时性的、变动的场域,当研究的焦点从文本转向文本背后的行动者——艺术家、观看者、鉴藏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时,中国艺术的独特媒介功能也得以显现。

 

祁林:《技术导向路径与艺术理论建构》,《新华文摘》2021年第20期,原载于《学术月刊》2021年第7期。

摘要:技术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力量能对艺术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但在艺术理论建构过程中这一点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技术从“能量”和“信息”两个维度对艺术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为能量使用立法”和“阐释信息”则成为从技术维度建构艺术理论的路径。当下中国正经历一场以移动互联、5G等新引发的技术激变,艺术世界也面临一场崭新变革。艺术理论从技术维度的导向突破实现理论创新,不仅对艺术学自身建设有意义,对整个人文学科的创新发展也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张伯伟:《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新华文摘》2021年第22期,原载于《中山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摘要: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应以欧美文学概念的变迁为参照。在研究方法上,不宜将概念的演变简化为名词的演变,用文献的胪列取代意义的剖析,而应当着重考察中国文学概念变迁中的衔接点(往往也意味着转折点),并注意其在语境中的涵义。从魏晋到中唐,文学概念中的核心问题是区分“文”与“非文”,判断标准落实在“为文法式”,集中在“声”与“形”,即声律和对偶。自中唐到南宋,问题的重心转移到区分伟大的文学和一般的文学,也就是从“文学是什么”转移到“文学应是什么”,具体落实在“文道合一”,此关乎文学的崇高。元代以下,又析出“诗”与“文”的区别,形成中国的“纯文学”概念。17世纪欧洲传教士首先将“文学”对译“literature”,影响到日本以“文学”对译19世纪中叶以下的“literature”概念,反过来又在中国广泛传播。值得重视的是,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具有两大“异彩”。通过对旧有理论命题的“激活”,进一步重新思考应当“如何研究文学”,是更为重要和现实的问题。

 

翟学伟:《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框架、概念与关联》,《新华文摘》2021年第22期,原载于《浙江学刊》2021年第5期。

摘要:研究人情与面子,不能脱离中国文化脉络而只将其作为两个抽象概念进行理论建构。它们的含义和运行,深嵌于中国社会网络,尤其以网络中处处弥漫的关系和权力运行为前提。研究中国人的关系模式,应该看到人情、面子与权力之结合所展示出的社会生态以及概念本身的内在关联与差异。这也是中国社会学理论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关联与差异所在。这一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与儒家思想之间为何种关系,可以通过儒家在其伦理框架中所建立的“耻”和“名”之人性预设看出。即使在全面流动的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的各方面扩展依然离不开人情和面子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