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东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文探讨历史规律的辩证性质

南京大学唐正东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发表了《历史规律的辩证性质——马克思文本的呈现方式》一文。文章指出,尽管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是用来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但他们在这一文本中也已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殊发展规律的研究。当他们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的角度来探讨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从生产力与劳资关系之矛盾的角度来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的时候,他们赋予了唯物史观以丰富的理论维度。唯物史观从一开始就是具有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探讨的双重维度的。

如果说对于批判费尔巴哈、布·鲍威尔来说,指出意识的各种不同的形式来源于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就足够了的话,那么,对于批判施蒂纳来说,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阐明特定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及其内在矛盾性,因为施蒂纳的唯心主义道德说教的前提是对利己的"唯一者"的指认。因而,要想真正驳倒施蒂纳,就必须阐明所谓的唯一者其实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主体层面上的反映和表现,而想真正克服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一切罪恶,就必须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内在矛盾性。这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即"费尔巴哈"章的第四部分中涉及批判施蒂纳的地方,以及在第三章直接批判施蒂纳的部分中,凸显出了一条从阶级视角入手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及发展规律的理论线索。准确地看到这一线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客观存在,对于理解唯物史观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及科学性是很重要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把人类历史一般规律与资本主义发展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层面上贯彻得最好的典范。他一方面看到了《资本论》的研究起点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关系,但另一方面却十分明确地指出,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商品关系即资本条件下的商品关系是已往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马克思对资本关系发展逻辑的探讨决不可能是在缺失了人类历史一般规律之解读视域的前提下所做的学术努力,否则不可能在商品、货币、资本的解读中找到内在矛盾的视角,从而通过剩余价值的中介发现资本主义危机之必然性。如果我们在历史观的层面上坚持把人类历史一般规律与具体社会形态的特殊发展规律辩证地统一起来,那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面上就要像马克思那样,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来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因为这里所讲的"抽象"是通过对商品关系在各个社会形态中所共有的特征之概括而成的,而这是必须以历史观上的一般规律论为思想前提的。如果我们放弃了对人类历史一般规律的重视,不是通过运用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而是采用从所谓的"抽象"转变到"具体"的经验对象的层面,那就不可能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具体总体"的角度来正确地理解"具体"之丰富的社会历史性内涵。

学界在概括恩格斯所讲的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时,往往提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或剩余价值规律),但仔细分析恩格斯的相关文本,不难看出,恩格斯所说的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的两个发现。剩余价值学说的获得是帮助马克思在后一种规律的研究上豁然开朗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浑然一体的对两种发展规律的发现,简单化为哲学层面上的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和政治经济学层面上的剩余价值理论,并进而把马克思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分化为历史观上的历史分期理论与经济形态层面上的社会结构理论。

强调上述两重规律的辩证统一是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除了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进行重新辨识并由此而推进对经典作家思想史的研究之外,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因为唯物史观所讲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在发展规律的层面上是以人类历史一般规律与具体社会形态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因此,如果只把人类历史一般规律当作模板来硬塞给具体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的研究,那不但不是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运用,还会直接妨碍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历史观意义的理解。在一般规律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能否达成并深化对具体规律的总结和认识,是考量这种"相结合"是否真正实现的重要标志。如果在对具体实际的研究中只是得出了一些零碎的认识,那就只能说明这种"相结合"还远远没有实现。相反,如果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那样,那就说明这种"相结合"已经被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规律、建设规律的深入认识,同样也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阐发的人类历史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已经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