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新文科发展

      以信息及通信技术(ICT)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应运而生的产业革命,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的历史性命题。新信息技术跨越了地域和社会的边界,建立起高度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基于网络连接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产及组织方式,尤其是在如何将新科技、新知识应用于知识生产和信息处理的基础设施、创新系统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数据处理、智能产业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也正是应此时代需求而蓬勃兴起。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讲话中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这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机遇,更是推动社会创新发展和释放社会创造力的主要驱动力,因此“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引领,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力”。
  应对科技革命的新命题
  21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及其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深刻地体现在知识生产、组织和传播方式以及人类心智的扩大与延伸上。作为社会个体的我们思考什么、如何思考,都表现为知识的内容与获取知识的方式,均成为智能社会系统的一部分。高校作为社会个体知识的主要生产和传授机制,更成为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生产中的重要枢纽。知识生产制度与有意识的社会行为、新技术体系之间的互动性关系,将进一步促进和规范新型社会体制的建构和内在逻辑。人机相连、人机互动的新型信息处理网络将成为未来社会知识生产的基础设施。人文教育是知识生产、传播和组织的重要基础,在这场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知识革命中,人文教育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如何培养具备创新型知识和创新性技术的综合人才,如何能将知识传承与实践融合贯通,并能以优秀的传统知识指导实践,如何能确保在发展科技的同时遵守人类伦理规范并能予以批判性反思,如何能将高度抽象化的人文精神灌注于理性主导的科技发展中,使后者具备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并接受更为崇高的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命运,这些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所面临的重要议题。
  近2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经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做出了积极应对。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高等教育要培养时代所需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不仅需要建设“新工科”,也需要建设“新文科”。教育部在2019年4月4日发出的《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中也提出,“推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做强一流本科、建设一流专业、培养一流人才,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能力,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新文科”的提出体现了中国文科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其所应对的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发展需求,解决的是在传承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同时对接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学科交融要求,其任务是在“应变”和“求变”中实现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及知识生产模式深刻而全方位的变革,从而在下一轮新的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到来之前,培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科研究新范式、文理工兼通的新型人才,并建构起跨学科的、多面向的人文社会科学新体系。
  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时代命题之下谋求文科的新发展,如何在当前的重大知识生产变革中建设新型人文科学的重要命题,这些都是数字时代人文研究的重要趋势。自20世纪中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勃兴以来,数字人文已成为国际上最具生命力、最有影响力的一场人文知识生产与教育方式的革命。早期的数字人文被认为是通过引进计算机、统计学等技术和方法对人文学科的问题进行辅助性研究,数据库、计算语言学、量化分析和超文本卡片等技术被大量应用,是使用计算机进行量化分析的一种人文研究方法,体现出的是方法论上的一种革新。在90年代,随着数字技术更新迭代、数字化内容不断增加,这种研究趋势得到了更广的应用,影响遍及各个人文学科。尤其是当计算语言学逐渐从人文计算中独立出去,说明数字人文新阶段不再延续早期的发展路径。
  大约在2000年以后,“数字转向”(digital turn)时代到来,个人电脑变得十分普遍,成为绝大多数学者能方便使用的设备,“数字人文”得到了蓬勃发展,开始拥有和处理更为庞大的数据量,强调除了计算以外的,包括3D建模、GIS、文本挖掘、图像识别、影像处理等其他研究手段。尤其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人文的研究和应用领域变得更加宽泛,将人文问题与数字技术和媒介研究结合起来,讨论复杂数字环境中的人文知识发展状态和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强调跨学科性、动态性和混杂性,并对印刷文化和基于印刷文化的传统出版模式进行了有意识的反思。尤其是在近几年,数字人文的外延变得更加具有兼容性,除了数字人文先驱的计算语言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等传统人文研究学科之外,还包括了数字文化、媒介文化、软件研究、代码研究等更多综合性学科,共同致力于考虑重构人文知识的脉络和内容,从新的技术角度去构建当代知识系统和认知方式。这就使得数字人文具有了普遍性的跨学科意义,超越了早期的方法论和工具论的认识。尤其是一大批综合性、跨学科会议及多种形式的教学工作坊在重要高校召开和举办,都显示了数字人文的巨大发展潜力。
  “应变”“求变”的新路径
  数字人文体现了新文科战略中的“应变”立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科学理论、方法和模型的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教育、研究及公共知识传播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技术与人文的结合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数字人文所提倡的数字与人文的结合,并非仅仅是一种新的工具或者方法,更多的是强调当下的科技革命改变了社会语境,数字技术已构成了目前人文研究的基础条件和环境,并为信息社会中的知识生产转型提供了全新的维度和组织介入方式。
  数字人文呼应了新文科战略的“求变”策略。数字人文致力于以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进行深度融合,以科学的求真性、可验性和可重复性来推动人文科学研究的科学化发展,同时以基于数字技术及人工智能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工具来回答新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问题,并拓展人文社会科学在新时代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对新时期科学技术及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命题和思考,为科学技术设定了基于反思立场的伦理规范和约束,为一个人机交互日益频繁、深入和交融的时代提供了新型知识生产的可能,也成为了知识生产转型的驱动方式之一。而这种数字知识生产的转型既是人文社会科学所必须面对的命运,同时也是自然社会科学等学科必须迎接的挑战。
  数字人文为新文科战略下的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新路径。建设与发展“质量中国”“创新中国”,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提高人才的素质培养、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新时代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兼顾多学科背景,在具备基础的人文社会学科、自然科学素养、艺术素养的同时,还要兼具数字素养、批判思维和创新素养。数字人文强调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要求以创新思维突破学科边界来研究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也强调多种理论、能力与技术的融会贯通;强调以问题为导向来选择工具及方法,以创新为方向来寻求发展路径。尤其是在综合型人才的培养上,数字人文强调“数字”所指涉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使用编程语言进行文本计算、数据库搭建,也包括利用甚至开发软件开展相关研究。这就要求数字人文实践者不仅会使用一定的科技方法来进行人文知识研究、传播与管理,还要介入科学技术的实际研发,参与到更具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的科学技术发展实践中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新文科发展需求,数字人文无疑指出了一条可能且可行的发展路径,而数字人文相关会议和课程的日益增加也体现了学界的一种自觉性响应。如何进一步推动并将数字人文与新文科发展战略实现深度的融合,从更高的战略性角度来思考数字人文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路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人文,从而更好地助力新文科战略在理论体系创新和专业改革中的实施力度与深度,也成为数字人文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命题和时代任务。
 
  (作者为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该文系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项目“新文科与艺术学类研究生创新培养研究”(2020KT08)阶段性成果。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0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