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我校文科教师被《新华文摘》转载论文(简介)

朱锋(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发展的“天花板”究竟在哪》,新华文摘第8期,原载于《环球时报》2019年2月13日。

摘要40年前的1979年,哈佛大学著名亚洲问题专家傅高义发表了《日本第一》一书。在书中,傅高义通过社会研究的方法,深入地揭示了日本为什么在二战战败的废墟中只用30年左右的时间又重新脱颖而出的原因。傅高义教授用《日本第一》来做书名,既是要提醒美国人不要忽视日本的潜力,同时又是重在强化他所分析的“日本奇迹”背后独特的日本因素。

黄贤金(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美丽中国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新华文摘第8期,原载于《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摘要结合十九大报告内容,阐述了以人与自然为核心的美丽中国建设的内涵,即包括:“三个阶段”的战略任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三个方针”,支撑美丽中国的“三个体系”,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的“三个职责”,以及体现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三个自然”;分析了美丽中国所体现的资源环境可持续承载、秩序国土以及新型绿色化等方面的格局特征;基于上述认识,尤其是国土空间是美丽中国的载体性质,从自然资源统一管理体系、国土空间融合机制、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绿色发展共享机制以及生态资本富民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支撑美丽中国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新机制。

吴义勤(新文学研究中心):《作为民族精神与美学的现实主义:论陈彦长篇小说<主角>》,新华文摘第9期,原载于《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1期。(原文无摘要)

 

周宪(艺术学院):《再现危机与当代现实主义观念》,新华文摘第10期,原载于《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

摘要现实主义是艺术家再现现实的方式,它始终处于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也是随着现实主义的嬗变而发展的。西方现实主义传统以福楼拜和库尔贝为分野,区分为古典现实主义与当代现实主义两个长时段,现实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变化。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的再现危机,一方面颠覆了古典现实主义的许多原则,另一方面又激发当代现实主义更具探索性和实验性的变革。当代现实主义的观念转变不仅出现在文学领域,也广泛地呈现在造型艺术和戏剧等其他艺术领域。因此采用艺术(绘画和戏剧)与文学的互证式分析,可以更加广阔地揭示文学中的当代现实主义观念和方法的变迁。再现危机非但没有摧毁现实主义,反倒给现实主义的当代变革提供了内驱力,进而导致了从古典现实主义聚焦现实的再现,转向当代现实主义彰显艺术特性的现实再现。这一转变不但改变了现实主义再现之重心,同时也改变了古典现实主义的观念和惯例,推助当代现实主义文学艺术趋向对现实的重构,使当代现实主义从“可读的文本”转向“可写的文本”。

 

胡大平(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新华文摘第13期,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38日。

摘要社会哲学不是在流行的社会学和哲学研究之间整合出一种满足于今天跨学科需要的新理论或新视角。在我们看来,那种做法只是一种为创新而创新的市场化学术动态,它恰恰是严肃的社会理论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之表象。实际上,社会理论家们在讨论问题时都深深的贯穿着哲学的探讨,即关于社会是什么的形而上学探讨,这种探讨不仅涉及研究逻辑的可论证性,而且更关注每一种主张的价值之合理支撑。为此,我们将从思想史视角切入,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既有研究,从“社会一般假设”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社会哲学的研究问题。

 

盛昭瀚(工程管理学院)、薛小龙、安实:《构建中国特色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新华文摘第17期,原载于《管理世界》2019年第4期。

摘要:重大工程管理基础理论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工程管理界公认的一个原创性、前沿性学术问题。近年来,中国学者积极参与了这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理论问题的自主性和原创性研究,体现了中国工程管理学界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重要转变。我国学者提炼出的核心概念、基本原理、基础性科学问题以及新的方法体系构成了理论体系完整的学理链,率先在国际工程管理界提出了关于重大工程管理基础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学术创新。

 

林闽钢(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梁誉:《我国社会福利70年发展历程与总体趋势》,新华文摘第18期,原载于《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7期。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社会福利大概经过了建国初期的救济福利、计划经济时期城镇的单位福利、农村的集体福利与民政福利等几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福利社区化和社会化探索的推动下,社会福利的内容与范围不断拓展,构建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系,并形成了“适度普惠”的发展理念,在社会福利供给多元化、社会福利对象普遍化、社会福利内容体系化三个方面全面拓展了社会福利范围,并提高社会福利项目水平。未来我国社会福利发展的总体趋势,将建立以“美好生活”为核心的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国家主导型社会福利制度。

 

李里峰(政府管理学院):《历史社会学的学科边界与理论自觉》,新华文摘第18期,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摘要:从几部流传甚广的通论性著作来看,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历史社会学通常有两种意涵:狭义而言,历史社会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学术路径,旨在分析现代性的起源和转变,强调宏大理论和宏观历史的比较分析,主张将历史学著述服务于社会学目标,代表人物有摩尔、蒂利、斯考切波、曼、沃勒斯坦等。广义而言,历史社会学是一种更古老传统的产物,可以追溯到孔德、涂尔干等社会学奠基者,以及维科、黑格尔等历史哲学家,其共同特征是在历史维度中构想和阐述自己的社会学或哲学概念,至于韦伯对宗教气质与现代文明起源的研究,更是历史社会学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做这样的区分,有助于阐明历史社会学的古典根源与现代路径,也彰显了社会学的欧洲传统与美国传统之间的差异性和关联性。(第一段摘录

 

翟学伟(社会学院):《流动的社会如何重建信任》,新华文摘第18期,原载于《北京日报》2019年7月22日。

摘要: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开始发生流动。从理论上讲,人口的大面积流动会使得地方关系网络最终瓦解,由熟人关系建立起来的信任网络不再发挥作用。此时,信任不再是自在的,而需要另寻他途重新建立。(第一段摘录

 

赵宪章(新文学研究中心):《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间性结构》,新华文摘第19期,原载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6期。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大体已经形成,这可以通过中西间性、古今间性、内外间性、上下间性和左右间性等略窥一斑。每一间性都是矛盾双方的辩证统一,更有新知识在间性中浴火重生。此“五大间性”也可以简化为五种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织就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理论之有机整体,凝聚为知识体系内部的张力和驱动力,助推我国文论在自我更新、不断完善中渐次生长。

 

洪银兴(商学院),《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新华文摘第21期,原载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年第8期。

摘要:当代国际竞争突出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竞争。创新发展的关键是推动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突破口就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把科技创新落到产业发展上。我国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建立以我国拥有的核心高端技术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二是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攀升。这两个方向实际上指明了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的方向。在产业链上部署创新链,关键是在相应的产业链环节上创新处于国际前沿的核心技术。产业创新链的基本功能是有效衔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两大体系。产学研协同创新更适合产业创新链的构建。

 

王曦(文学院),《后人类境况下文学的可能未来——科幻母题、数字文学与新文化工业》,新华文摘第22期,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7期。

摘要:科技的跨越式发展日益将人类带入“后人类境况”。人文学者针对可能到来的“技术奇点”及其影响下的人类文明形态展开探讨,发展出了激进批判人文主义的“后人类主义”思潮。在这一思潮中,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形式结构、生产方式皆被重新考察。这些考察可分为三个主要议题:后人类境况下的科幻母题、数字文学与“新文化工业”。科幻母题提供后人类叙事的文本情境,承载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悖谬;数字文学展演“人机一体化”的赛博格写作,呈现徘徊在虚拟现实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文学叙事;当下的新文化工业则意味着由互联网、自媒体、大数据、市场细分等环节重塑的文学生产方式。在此境况中,当今文学的新存在样态解离出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但通过政治性意识形态的必要引导,将文学与人类共同体生活更加紧密地整合,或许会为文学的未来开启积极的可能性。

 

孔繁斌(政府管理学院)、向玉琼,《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策议程设置的嬗变:政治逻辑及其阐释》,新华文摘第24期,原载于《行政论坛》2019年第5期。

摘要:政策议程设置是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经典议题,政策议程设置最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中权力的真实运作,从政策议程设置视角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新的和有待拓展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逐步构建了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议程设置架构和机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在合法性上回应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原则,并在国家治理能力实践中探索和完善了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理解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议程设置的政治逻辑,探索和构建中国治理话语体系,是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尚待推进的知识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