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强:当前经济运行的风险、趋势及对策

  当前,中国经济在宏观运行方面,面临的最大风险来自于通缩趋势的继续恶化,且没有看到明显改善与转正的趋势。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和产能过剩带来的债务压力,让越来越多企业进入以债养债、借新还旧的“庞氏融资”,企业主营销售收入不能覆盖成本,有些甚至不能支付银行利息。2016年,宏观经济继续艰难探底预计是大概率事件。从30年左右的视角思考,本轮经济增速的换挡,更应是长期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一次再出发。

  为防范宏观经济风险,新华社智库江苏中心特约分析师耿强建议,中央和地方更应出台切实举措,防范资产价格泡沫,加快债务处理,合理减负降税,同时以我为主,不为外部动荡局势的影响,坚定大国经济的发展信心,改善人民收入,改善产品供给结构,形成更稳定积极的宏观预期。

当前经济最大风险:通缩-债务陷阱和金融诈骗集中爆发

  ——通缩-债务陷阱的经济运行风险。

  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来自于通缩趋势的继续恶化。PPI已连续48个月负增长,且没有看到明显的改善和转正的趋势。通缩是产能过剩的结果,同时也是市场无法出清,企业效益恶化的原因。同比不断降低的价格趋势,持续加大企业债务压力,进一步恶化产能过剩局面,债务-通缩陷阱的不断负反馈,形成自我实现的预期,这也是日本经济在1992年以来长达20年不能复苏的重要原因。

  走低的物价,使得企业负债的实际利率攀升,投资和消费需求在通缩预期下不断萎缩,企业销售额和现金流萎缩,越来越依赖新的贷款偿付已有债务,在实际投资项目和贷款需求不断萎缩的情况下,企业的债务杠杆率却持续攀升,由此产生的“投机性融资”比例不断增加。中国企业的债务规模已经占到当年GDP的160%,两倍于美国企业的水平,按照目前的债务增长速度,在未来五年,中国企业的债务还将继续增长77%。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将在半年内超过2%。打破“PPI负增长—实际利率上升—企业实际负债加剧—经济进一步收缩”的恶性循环,是当下中国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

  ——金融诈骗集中爆发的社会稳定风险。

  经济下行和产能过剩带来的债务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以债养债,借新还旧的“庞氏融资”,企业正常的主营销售收入不能覆盖成本,有些甚至不能支付银行利息。

  为了避免债务-通缩陷阱,各国央行纷纷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央行也不例外,希望通过大规模的货币宽松,阻止价格的进一步通缩,实现“再通胀”。这种短期需求管理政策,的确有其必要性,但是在有效的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需要时间的窗口期,很容易形成资产价格的快速泡沫化以及大幅波动的风险,2015年6月份开始的股灾就是一次小型金融危机。货币流动性不能进入实体领域,股市首次允许杠杆融资的倍数效应,以及政策呵护的红利隐性担保,使得股市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上升,尤其是中小板和创业板甚至出现上千倍市盈率的个股。

  相对应的,在对场外融资并没有进行相关压力测试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场外融资的清理工作,众多杠杆融资的私募基金疯狂卖空,跌停板限制下,流动性触发强平仓的自动执行。踩踏式的股灾,成为2015年最为严重的金融动荡,不仅仅给中国大量中产阶层的家庭财富带来严重缩水,更为负面的是对中央政府以及相关金融主管部门的调控能力,产生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在资金宽松,实体下行,结构调整缓慢的时间窗口,金融诈骗会大量浮现,从而带来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从号称世界最大的稀有金属交易所:泛亚贵金属交易所资金链断裂,430亿资金难以讨回;到用平安保险担保为幌子,董事长失联,60亿投资款不翼而飞;到宁波众银财富,批量成立社区金融服务中心梦碎,老板失联,1000多投资人被卷走1亿多血汗钱;甚至有国际诈骗团伙,沉渣泛起,重新老戏新唱,用月息30%的诱人高息,发展下线维持;华中最大的民营理财机构财富基石,陷入兑付危机,43亿资产被查封,7万人面临血本无归的境地……

  大量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流动性,为金融诈骗等违法行为提供了更多的资金空间,这些诈骗行为不可避免带来严重的社会稳定威胁,这将成为2016年最为关注的风险。

2016年中国经济的宏观趋势

  经济继续艰难探底,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中国经济的三期叠加而持续在7%左右的GDP增长,绝不是一次周期的下调,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通常有大概十年一轮的经济波动。在1983、1993、2003年基本都是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起点,1988、1998、2008通常都是经济下行的拐点,这个相对有效的38定律在这次经济波动中基本失效,距离2013年已经过去3年,经济却没有太大的反转迹象。

  这次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应该从30年左右的视角进行思考,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视角下的一次再出发,1980年以来的三十年增长,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多重因素。

  天时角度,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局势,里根、撒切尔夫人、邓小平等一批政治家带来的竞争效率,互联网信息革命带来价值链的全球分工深化等。

  地利主要是1963年到1970年婴儿潮带来的人口红利,他们恰好属于劳动参与率和年龄结构最佳配合的一代人。人和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30年快速增长进程中,基本属于帕累托改进,不断向前推进市场化改革成为民众共识。200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环境,在这三个层面,都存在着很大的转变。

  外部环境中,文明的冲突愈加明显,宗教战争成为利益、民族、国家之间矛盾的突破口;内部因素中,人口红利的逐步退却及利益格局固化后改革共识的削弱,成为经济下行的中期因素。

  然而,中国经济的潜力和信心依然巨大。这里的核心因素是人的代际转换和互联网技术的深度革命。代际替代,主要是90后群体的快速崛起。出生在物质极度富裕甚至过剩的时代,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这批新时代的中国年轻人,具有更强烈的消费欲望和个性特征。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很大程度来自于MYTH的强大购买力,MYTH分别是Middle Class(中产阶层)、Y(Youth,90后)、Teens(00后)、Her(女性)。互联网对人类的深度革命才刚刚开始,大数据、智能机器人将会重新构建人群的社会交往模式、商业的基本运作模式。代际转换和互联网革命的相互结合,成为中国经济2016年的第二个趋势:分化。很多新产业和新模式,火热的烫手,而且会在未来继续爆发式增长,马太效应成为很多行业的常态。基于年轻人偏好的玩乐等新产品:弹幕电影、RIO预调酒、二次元手伴、海外旅游、TF Boys,增长势头凶猛。消费主义一代的年轻人,与急需转型的中国经济其实有着良性的契合,“小时代”中的消费观越来越“萌”化,收入逐步小康的中国中产,也越来越希望能够获得“小确幸”(微小,但是确定的幸福)。

防范宏观经济风险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是防止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和大幅波动的风险。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2016年也许是最为危机四伏的一年。各种意外潜伏,美联储加息的节奏严重影响新兴市场国家资金流动和汇率,美股和美债已经走强了八年,加息压力下的美股和美债面临高位波动的艰难处境。外部环境的严重不确定,伴随着中国的降息宽松货币政策,极有可能使得资产价格出现局部、快速的泡沫化,而这类没有基本面支撑的流动性上涨,对政策的变化非常敏感,稍有不慎就会快速下跌,甚至出现疯狂出逃的踩踏现象。中央政府应该在人民币汇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理财市场等,加强监管,防止大幅波动带来对民众的财产冲击和由此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局面。

  二是加快债务处理的速度和力度。

  为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创新金融工具,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大量的不良债务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都作出适当让步,可以选择将债券转换为股权,长期持有;在允许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前提下,引入愿意接受长期持有的投资基金,替换掉追求高收益高风险的短期基金,拓宽融资渠道,降低风险,也给予普通投资者新的投资渠道,从而实现共赢。国内金融机构目前是有条件形成基于已有不动产的资产证券化市场的,一是在住建部公积金中心基础上成立国家住房银行,二是在国开行基础上强化部分专项功能。

  三是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

  供给侧改革,应该充分重视居民个人消费的潜力挖掘,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按照家庭征收(鼓励生育),按照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线划分不同的征收额和税率档次;在支持相关行业发展方面,重点支持人寿保险、住宅购房的贷款利息抵扣个人所得税。

  四是以我为主,坚定大国经济的发展信心。

  中国的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人口占全球的20%,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维持在25%左右。尽管作为一个开放程度很高的国家,外部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影响很大,但更为明确的是,中国经济是个大国经济,自身内部的健康协调发展,才更为关键。全球经济越来越需要一个稳定昂扬的中国经济,而不是相反。内部经济的发展,明确以我为主,不为外部动荡局势的影响,提升人民的收入,改善产品的供给结构,形成更加稳定的预期,是当下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