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斌:中国行政哲学的价值及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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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17年3月13日第15版)

  任何一门学科大致都存在本学科的哲学分支领域,承担着为本学科提供价值论和知识论的使命,彰显着学术共同体的精神气质、价值情怀和自我意识。十几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界形成了重视行政哲学研究的传统,并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持续开展了探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从自发到自觉的进展中,行政哲学提供了知识求取的驱动力和想象力,探索和建构了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治理语境下若干重大问题的原创性研究,取得了具有重大理论和学术价值的成果。

 

在现代性叙事转向中推进学科发展

  中国行政管理学恢复和重建的历史背景,是中国持续推进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有点过分强调实用性、把自己当成了一门技艺学。因此,中国行政学界萌生了“应当把行政哲学研究作为中国行政学发展的突破口,应把行政哲学研究作为一场学术运动来推动,通过这项研究,找到一条把中国的行政学研究推向世界前列的捷径”的卓越见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管理叙事转向自觉的现代性言说,这是学术共同体建构自我意识的行动,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国内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从哲学、文学开始,到社会学甚至到政治学,大体上都经历了一次和现代性思潮乃至后现代性对话的过程,由此奠定了社会科学现代学术研究的气质和风格。但肇始于行政改革实践需要的中国的行政学,却长久未能自觉地围绕现代性及其批判主题展开有效互动,相关的研究都远未能充分地与现代性价值、认识或知识范式之间展开对话,很多行政管理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表达方式,都未能触及现代性转向中的挑战性问题。在改革叙事方式下,行政管理学难以摆脱被动发展状况,降低了本学科知识求取的层次,也失去了学科的自主性,导致行政管理学构建更高价值和知识的尝试成效不明显。应该说,行政管理学科本身就是现代性演进的结果,中国行政管理学元话语也必须是现代性叙事而不只是表层的改革叙事。

  中国行政哲学对这两种叙事的反思和观照,将中国的改革时代、现代性和行政管理学科处理为一幅整体的知识图谱,阐明了改革不过是现代性转向手段的重要观点。行政管理话语从改革叙事转向现代性叙事方式,积极地将学术关怀转向行政管理和现代文明秩序之间的关系上,将学术注意力置于如何基于现代性价值整体地改造政府管理,使之嵌入现代文明秩序。转向现代性叙事的学术共同体,在思维方式、表达形式、精神气质上,都超越了改革叙事的经验主义窠臼,并为以后治理话语的形成提供了学术的准备。以此观之,行政哲学研究之于行政管理学的进步,其重要价值之一在于促进了学术共同走向与现代性知识的自觉对话,提出了补齐未完成的现代性知识的历史责任,使得整个行政管理学拥有了生活政治—民主治理的共享价值,赋予了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现代性的面貌和品质,缩短了该学科与社会科学主流发展之间的差距。

 

在历史方位审视中求取理论的自主表达

  在经济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治理时代,求取理论的自主表达,成为行政哲学的集体意识和追求。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管理学的知识话语,主要是借用和援引西方的理论,缺乏学科本土化建构的学术自主表达的能力,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不能自主做出理论表达的民族是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语言的。中国治理变迁和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积累的辩证批判的学术传统,为中国学者在理论的自主表达实践上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和学术资源。因此,行政哲学倡导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应超越被动表达的窘境,走向理论的自主叙事时代。

  行政哲学的这一倡导,首先解决了影响理论自主叙事的认知难题:(1)研究本土化和自主叙事关系,认为行政管理学的中国化首先是问题的本土化,但这并非仅指研究者用学术语言陈述中国治理的故事,理论的自主叙事要找到构建自己理论的初始起点和概念,要有属于中国的原创概念,否则也就表明未能在现象和事实中获得认识的完成。(2)经济全球化和自主叙事关系,认为自主叙事并非局限于本民族的治理实践,经济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涉及的所有重大治理问题,也应当是中国学者反思阐释和理论自主表达的对象,而且能够取得为全球认可的原创性理论成果。

  在行政哲学对理论自主表达的倡导中,最值得记述的知识事件是服务型政府理论概念的建构和阐述。德国知识社会学大家曼海姆曾说:“某种概念的缺乏,常常不仅表明缺乏某些观点,也表明缺乏千方百计去解决某些生活问题的明确动力。”服务型政府理论概念的原创性价值,体现为以合作制组织为枢纽的行动主义社会治理学术思想的提出,昭示了经济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行政管理的知识创新。这一理论成果,充分证明了中国学者理论自主叙事的可能。

 

在治理变革中反观学科基本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等人曾对“我们现在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科学”问题进行过专题讨论,认为今天的社会科学知识中轴是近代启蒙思想家确立的民族国家,国家构成了知识创新的一个无须证明的框架,但处于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网络虚拟化深刻镶嵌交织的当今中国社会治理,不言而喻地超越了这一无须证明的框架。学科基本理论问题建构的深度,决定学术研究的水平。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时代的社会治理,中国行政哲学研究需要回到行政管理学的原初问题或本学科基本理论中重新出发,为知识创新提供价值和知识依据。

  近几年来,行政哲学在处理基本理论问题建构时,突破了单一因素的阐释路径,而是将由公共资源有限性、集体行动困境和正义普遍性构成的行动情境作为问题建构的对象,将如何突破这种情境或约束条件作为衡量创新与否的标尺,由此证明历史上以权力方式、理性官僚化方式形成的知识谱系,只不过是突破这一行动情境或约束条件的历史性努力的结果,而在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的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以合作制组织为纽带的行动主义超越权力方式和理性官僚制方式,成为突破公共资源有限性、集体行动困境和正义普遍性构成的行动情境的新的尝试。这一理论认识的提出,意味着行政哲学在建构和回应本学科基本理论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转折,这也势必引发更多的理论知识创新的出现,例如,对社会治理中的中心—边缘问题的认识、对合作—行动主义理论的探究、对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创造公共价值问题的关怀,等等。随着学科基本问题建构的推进和转换,必将引发新一轮知识创新的出现。

  行政哲学研究是中国行政管理学界不同于西方的一个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为中国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提供认识论框架及知识学依据,始终是中国行政哲学多年来刻意追求的目标;行政哲学的每一项探究和努力,都是在担负为学科发展提供更有效的知识叙事的义务。行政哲学研究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是中国行政管理学走向成熟的标记。

作者情况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