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滨在《中国社会科学》发文探讨“新全球治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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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学院

  在《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上,刊发了我校政府管理学院李滨教授《新全球治理共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一文,李滨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全要素的全球层面市场化,由于缺乏适当有效的全球治理,导致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无法实现“帕累托改善”。这是近年来“逆、反全球化”思潮出现的根本原因。新全球治理应建立在共识基础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目前最适合的方案。

  文章提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不仅是贸易的全球自由扩张, 而且是生产全要素的全球自由市场化配置过程。与19世纪市场全要素的国内化自由市场配置一样, 它必然带来同样的问题——社会两极分化。因此,历史的治理经验教训值得当今新全球治理所借鉴。

  19世纪自由放任的市场化运动深入发展, 反过来破坏了当时欧洲的自由主义国内国际治理模式。19世纪末福利国家的兴起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国内外市场危机的一种治理创新。然而, 西方致力于通过福利国家解决自由主义治理危机过程, 却付出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灾难深重的 “破解” 代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通过多边协调国际体制,西方才解决了福利国家体制下的国际治理问题。

  考察战前资本主义市场与国际治理的演进史,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经验教训: (1)纯粹的市场经济虽然具有效率, 但无法根本保障社会公平, 具有天然的社会政治风险。 特别是经历西式民主滥觞之后, “自由民主向大众民主过渡”必然对自由主义国家产生巨大压力, 自由主义治理模式渐趋难以适应社会民主发展的形势。(2)作为自由国家的改良物, 福利国家模式与社会民主发展具有某种匹配性,利于改善社会公平、协调劳资利益、保障社会就业、促进生产的再循环, (3)然而,福利国家模式促进福利民族化的特性具有天然的民族主义倾向, 缺乏国际体制的有效约束, 必然导致 “以邻为壑” 的极端政策和民族国家间的恶性经济竞争, 进而导致国家间的政治冲突。因此, 在当今应对逆/反全球化的思潮, 深化全球治理改革的进程中,积极吸收“嵌入式自由主义”治理中的经验尤为重要。自由放任的治理不会实现 “帕累托改善”, 缺乏国际协调的福利体制只能导致 “以邻为壑”;多边的国际协调与合作体制, 无疑是增进共同发展福祉, 促进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保障。

  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 通过跨国生产链和金融一体化, 改造了传统的国际经济形态, 重新塑造了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这一新自由主义秩序击退了福利国家,抽去战后 “嵌入式自由主义” 治理的精髓,使原教旨主义市场故态复萌、自由民主变相回归。然而,新自由主义秩序产生的现实结果与其宣扬的繁荣、 自由、 稳定与福利的美好前景大相径庭, 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继政治经济影响下, 导致西方一部分人开始认真思考 “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 的时代走向。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背景下, 中国虽然融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 但能从依附式发展状态,向着自主发展的方向迈进;不仅自身从没有出现过系统性、颠覆式的市场危机, 实现了整个民族福利的 “帕累托改善”, 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能 “化危为机”, 实现“弯道超越”, 经济社会发展无论在量与质上都实现了飞跃式发展, 从一个贫穷落后的经济体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第二大经济体。这不能不从中国治理模式上寻找深刻启示。

  中国治理模式的经验: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式发展, 通过政府的作用创造竞争优势, 利用全球市场的开放和要素流动, 促进经济发展。 二是坚守必要的政府作用, 加强政府调控作用, 防范市场与私有制内在的负面效应。三是坚持社会普惠, 促进社会公平, 维护社会稳定。这些目标的有效实现,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政府手中有资源、调控有权威、心中有百姓。中国治理模式至少可以为深受新自由主义负面效应困扰的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对新自由主义的绝对性提供证伪的鲜明实践例证。

  面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断扩大的社会危机与矛盾, 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中国治理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当今需要全球治理创新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 市场与治理的再平衡是新全球治理的首要共识。“市场不是自我创造出来的, 它不能自我监管, 不能自我稳定, 也不能自我合法化。一个市场经济要顺利运作就要把政府和市场, 把自由放任政策与政府干预结合起来”。

  其次, 必须承认国家调控市场的方式是多元的。 为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新的全球治理应当尊重多元的国家调控方式, 承认各国以自己方式适应经济全球化。这是各国国情与发展程度的要求。

  再次, 应该体现合作互利共赢精神。 承认多元的国家治理模式, 并不等于在国际经济中认可损人利己, 以邻为壑, 而是要求在合作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制度上共商共建共享。

  最后, 必须强调发展优先的原则。新的全球治理把发展作为优先原则, 既是促进各国人民福祉、维护各国乃至世界稳定的重要良方, 也是当前深化新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现实要求。目前当务之急是寻找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案。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体现的理念是目前最适合上述共识的发展方案。为了能使“一带一路”的事业普惠于整个世界,还可以将“一带一路”的倡议扩大化,形成一种全球性的“互联互通”计划,通过全球性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球经济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此带动美国在内一些发达国家的就业与增长,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和经济发展,克服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各种弊端,应对逆/反全球化的思潮,实现各国的互利共赢。